后世有人对郭璞之死深感惋惜,甚至认为他是有意殉道,这种说法其实毫无根据。首先,王敦实乃一代枭雄,郭璞即使假意逢迎也未必能够蒙混过关。其次,郭璞作为记室,对王敦的病情应该十分清楚,知道他必然命不久矣,决无胜算。因此选择归顺王室自然不失为明智之举,所谓“若住武昌,寿不可测”只不过是他的顺口托词而已,有人将其解释为“如若在武昌维持现状的话,寿命之长将不可限量”是极其荒唐的。中国人历来讲究名正言顺,王敦作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要想与朝廷分庭抗礼就必须保持强势,这样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震慑四方。而当时的形势则是朝廷已然公然下令讨伐王敦,如果不能予以迎头痛击而采取守势的话,势必就会不战自溃甚至祸起萧墙。因此,郭璞的消极主张可谓是其心可诛!不过反过来看,假如郭璞力主主动出击,那么起草檄文对于记室来说可谓是责无旁贷,届时王敦固然可以一死百了,而自己则难免被朝廷视为附逆而被明正典刑。所以事情对于郭璞来说已经丝毫没有了回转的余地,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么与其苟且而无法偷生,倒不如慷慨就义、从容赴死。
二,明帝建功
王敦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因此行动异常迅速,他当即任命王含为元帅,率领钱凤以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周访所部向京师进发,打出的旗号仍然是坚持“清君侧”的立场,矛头直指温峤等人。王导此时的态度可谓是立场鲜明,他不但奉劝王含退兵,而且表示自己“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
王含率领的五万大军直抵江宁南岸,温峤鉴于各地援军尚未赶到,只得移师北岸以避其锋芒并烧毁了朱雀桁。针对王含的咄咄攻势,明帝表现得异常坚定,他连夜招募勇士主动出击,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等人率领千余甲士渡江偷袭,首战告捷,阵斩敌前锋将何康。段秀其人着实值得一提,原来其兄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鲜卑段部首领段匹磾。
王敦听说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不禁惊怒交集,本想亲自出马挽回败局,无奈病情始终未见好转而只得继续卧床,于是他在临终前夕向其舅少府羊鉴以及养子王应交代了遗嘱。其主要内容是王敦一旦去世,当务之急就是王应必须尽快登基即位并另立朝廷百官,治丧事宜则不妨从缓。不料王应却在王敦死后既不登基也不发丧,而是与其部将诸葛瑶等人日夜纵酒淫乐,他们竟将王敦的遗体裹以芦席并在外边涂上了一层蜡便草草掩埋了事。
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明帝特意派遣吴兴人沈桢前去游说沈充归降,并且许以司空之高位。沈充在政治上十分成熟,他的回答可谓是铿锵有力:“币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随即率领万余士兵奔赴建康,与王含会合。不料宗正卿虞潭当时正在会稽休养,他乘沈充率部开拔之机在余姚起兵,前安东将军刘超、宣称内史钟雅也起兵响应。与此同时,江北的平西将军祖约也驱逐了王敦任命的淮南太守任台,整个战局开始发生了逆转。
沈充军中的一位司马顾飏提出了三条可行之策,他认为王含师老无功,锐气尽失,如果不能速战速决的话必遭失败,因此上策莫过于掘开堤坝使湖水上涨,随后乘机以水师攻克京城;中策则是与王含东西对进,多路突击,由陆路攻城,这样也很有把握;而下策就是以议事为名将钱凤斩首,然后归顺朝廷。但是沈充却好谋而无断,三条计策统统不予采纳,顾飏断定前途渺茫,只身逃回了吴中。
就在这时,刘遐、苏峻率领的两路援军皆已赶到,沈充、钱凤企图利用其立足未稳之机发动总攻,并且一鼓作气突破了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的防线,一直进至宣阳门。幸好刘遐、苏峻及时发动反击,大获全胜,王含烧营夜遁,结果和王应一道在荆州为王舒所杀。钱凤窜至阖庐州,为寻阳太守周光所杀,此人原先曾想效命于王敦,此时则见风转舵归顺了朝廷。沈充的命运或许最为不幸,他因为迷路而误打误撞地跑到了旧部吴儒的家里,结果被其骗入夹壁墙中而动弹不得。沈充当即警告说:“尔以义存我,我家必厚报汝;若以利杀我,汝族灭矣!”但是吴儒为了获取朝廷三千户侯的赏赐,早已利令智昏,他残忍地将沈充杀死并传首建康。沈充之子沈劲本应株连受戮,在同乡钱举的掩护下得以幸免于难,后来果然替父报仇而将吴氏灭门。
明帝在平息叛乱以后,自然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论功行赏,王导被加封为太保,西阳王司马羡领太尉之职,此外还任命应詹为江州刺史,刘遐为徐州刺史并取代王邃镇守淮阴,苏峻则为历阳内史,同时还加封温峤为前将军,庾亮为护军将军。明帝如此处置明显有失公允,王导等人可谓是无功受禄,而刘遐与苏峻则是功大赏薄,因而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祸根。
就在尾大不掉的王敦集团灰飞烟灭的同时,代王拓拔贺傉开始亲理国政,由于诸部尚未完全臣服,只得于东木根山筑城而居。迁居东木根山不到一年,拓拔贺傉就不幸去世了,代王之位则由其弟纥那立继承。
三,二赵相争
公元325年,宇文部首领乞得归接受了后赵的册封并在其挑唆下主动进攻慕容部。慕容廆令其世子慕容皝与索头部、段部组成联军正面应敌,同时由慕容仁、辽东相裴嶷组成左翼及右翼兵团迂回包抄。乞得归令其侄悉拔雄抵挡慕容仁,自己则利用天气寒冷的有利时机采取洒水结冰的方法来抗拒慕容皝的进攻。不料悉拔雄竟然不堪一击,命丧沙场,慕容仁乘胜与慕容皝的主力会合并发动了总攻。宇文部全线溃败,乞得归本人只好军而逃。慕容皝、慕容仁非但进驻了宇文部的都城,还派出轻骑深入穷追,不仅缴获了全部财宝,而且还俘获了数万人口,至于畜产则多打百万计。这场战役结束不久,随着段末柸的病势,段部酋长由其弟段牙立接替。
后赵对于东北部的鲜卑诸部的策略可谓是以攻为守,具体做法就是挑动内乱,使其暂时无暇他顾,从而得以在南线和西线同时发动攻势。后赵将领石瞻进攻邹山并杀死了兖州此史檀斌,石生则以洛阳为据点抄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颖川太守郭默屡战屡败,而且军粮极度匮乏,无奈之下只得遣使称藩,表示臣服。
西线的战事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北羌王盆句除依附于前赵,后赵将领石佗从雁门出上郡对其发动了突袭,斩获颇丰。不料后赵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前赵主刘耀的高度警觉,他当即命令中山王刘岳率部尾追并且亲自屯兵富平督战。双方在河滨展开决战,结果是刘岳大获全胜并阵斩石佗,后赵士兵阵亡六千余人,原先所有的战利品也全部为前赵所得。这场战役对后赵震动极大,其西夷中郎将王腾占据了并州,而且杀死了刺史崔昆以及上党内史王睿,随后便归降了前赵。
刘耀决定抓住战机扩大战果,命令刘岳率领一万五千人奔赴孟津,镇东将军呼延谟则统领荆州以及司州的部队从崤、渑东出,其目的在于与饱受后赵之苦的东晋将领李矩、郭默协同作战,以便形成夹击之势。刘岳进展十分顺利,接连拔除了孟津、石梁两个据点,将石生包围在了金墉,形势一度非常有利。就在这时,后赵中山王石虎率领四万主力经由成皋关赶赴战场,与刘岳在洛西展开了会战。结果刘岳寡不敌众而且身负箭伤,只好退守石梁;石虎则乘机构筑工事,实施围困战术。由于事先缺乏必要的准备,刘岳的部队严重缺粮,士兵只得杀死战马勉强充饥。而石虎又不失时机地消灭了呼延谟所部,完成了战术上的各个击破而扭转了战局,不过从战略上来看,前赵也实现了吸引后赵主力前来决战的既定目的。刘耀亲自率领大军驰援,石虎则以三万骑兵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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