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1-07 13:45:26

　　赵汝愚如此作，不过是投桃报李罢了。事实证明，他的“重惜名器”乃是欺世之言！
　　另一个知閤门使刘弼劝赵汝愚道：“此事（绍熙内禅事）侂胄不为无功，亦须稍疏官职。”韩侂胄在内禅中的作用巨大是无庸置疑的，觊觎节度使之职并不过分。
　　然而重权在握的赵汝愚此时自信心爆棚，不以为然地反驳刘弼：“他又有什么大功？”
　　本来是想巴结奉承当朝宰相的，哪知道却碰了一鼻子的灰。刘弼对当初内禅赵汝愚只寻韩侂胄，没有理会同样任閤门使之职的自己已经心存芥蒂。这时见赵汝愚“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更是心中恼怒异常。一怒之下，干脆将赵汝愚的话加油添醋的说与韩侂胄。
　　韩侂胄听了刘弼的挑唆，决心与赵汝愚分道扬镳、一决雌雄。
　　朱熹（1130～1200），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尤溪），求学期间寓居于延平、建州、建阳、崇安一带（今福建南平到武夷山建溪一带）。因此，朱熹身后也成了上述地方为打造城市名片、发展旅游业而极力抢夺的人物。
　　朱熹十九岁之时就进士及第，早期与二程的“游于释老、出于六艺”一样，曾留心于佛教、道家等典籍。

　　24岁之时（1153年），受学于杨时的再传弟子延平李侗，因此得以学习程颐、程颢“洛学”的正统，此后多次受教于李侗，奠定了其后集理学之大成的基础。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时候，朱熹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理学名家了。
　　朱熹作官的时间并不久，曾任枢密院编修官、秘书省秘书郎，曾在江西南康、福建漳州、湖南长沙担任过地方官。为官期间，朱熹申明敕令、惩治奸吏、政绩显赫。朱熹从政时间非常短暂，一生成就主要在理学方面。
　　朱熹继承了北宋二程兄弟的理学，并吸引融合了张载等其他学者的学说，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世称“朱子”，成了与孔子齐名的华夏文化名人。
　　朱熹的思想体系以二程学说为重心，改造了周敦颐宇宙图式，吸引张载的气学，并融合了邵雍的象数与易学。除此之外，朱熹一生致力于《四书》、《大学》的注释与阐发，著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使得《四书》成为高于《五经》、《诗经》、《尚书》、《礼经》、《易经》与《春秋》的儒学经典。
　　墙里开花墙外香，朱熹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统治者足够重视，死后却受到官方的极度推崇。
　　——蒙元皇庆二年（1313年）恢复科举时候，诏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考的考试内容。朱熹的学说从此被规定为科场程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更是规定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为科举考试规定出了“标准答案”；清康熙皇帝更是推崇朱熹，升朱熹为配享孔庙的第十一哲。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朱程理学因此成为影响我国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主流。
　　在野的朱熹一生都在忙于著书立说讲学之事，门人子弟遍布大江南北，直到今天各地方仍有朱熹讲学的场所遗存，如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
　　此番赵汝愚荐举入朝任经筵侍讲，朱熹从此当上了货真价实的帝王师。经筵既是皇帝学习的地方，也常常变成议政的场所。经筵上的议论往往会对时政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最高当局对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朱熹现在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成了天子近臣。
　　显然，赵汝愚是想借重朱熹的力量，进而影响宁宗、左右朝政。
　　庆元初年朝堂之上以赵汝愚为政治领袖，朱熹为精神领袖，宁宗即位之初，倒也群贤毕至，颇有气象一新的意思，以至被人称为“小元祐”。
日期：2012-11-08 15:26:32

　　两宋三百余年间，党争一直就没有消停过。靖康覆国，宋室南渡，同时宣告了徽宗年间蔡京朋党集团“绍述”政治的结束，“崇宁党禁”与“元祐学术”之禁也随之取消；建炎年间，随着对王安石变法集团的批判与声讨，出于政治需求，赵构公开表示“最爱元祐”。受此政治导向影响，朝堂之上新的一轮党争也随之开始。
　　如果说北宋年间的朋党之争是学术之争，那么南宋的党争则是朋党之争与道学之争的混合体。
　　宋代是我国古代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灿若星辰的宋儒努力之下，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
　　但近千年来，许多人只是简单的将宋学理解为理学。这是不确切的！朱程理学在宋时仅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而已，直到南宋年间才发展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经学的主导地位，因此人们误以为理学便是宋学。其实，宋学流派众多，绝非只有理学一家所能涵盖。
　　中国学术思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所有流派无不以正宗自居！一家之说为谠言正论，其它流派自然被视为旁门左道、歪理邪说了。
　　二程以为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而觉斯民”。只有自己的学说才能扛起儒学发展史的第三面大旗，这种“一道德”禁锢思想的行为影响后世至深。
　　政治制度的专制可以通过革命手段破除，而破除文化专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努力才可以！

　　我国深厚的一言堂传统，与朱程理学成为显学有着因果关系的。朱程理学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与传统，理学的兴盛，使得本来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哲学思想从此步入了没落与停滞。思想的停滞，进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停滞，从两宋之后，华夏文明逐渐落伍于世界。
　　后世更多的人理解理学，则是断章取义的批判“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等朱程理论了。如此理解理学，完全是对朱程理学的一种误读！
　　其实朱熹的学术思想是有进步性的——朱熹以为，看一个社会的“利病”，首先要看人民的“休戚”，也就是人民的喜乐忧虑；而看人民的喜乐忧虑，就必须要看地方官员的“贤”与否了；看官员的“贤”与否，就要看监司，即上级监察部门的“纲”。
　　所谓“纲”，就是政府设立的规矩与制度，在彼时，它们来自代表天意志天子的“本”。而“本”的产生，必须要遵循“理”，而不是“欲”！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上而下都是无穷无尽的“欲”，那么哪里还会有什么“理”存在！？
　　朱熹提出的“天理”，是他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是发韧于中世纪专制历史时期，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一种朴素“民主”、“民生”、“民本”思想！
　　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

　　宋人是非常讲节义的，节义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气节、忠义，而其内涵则是人伦道德。讲气节、忠义，最终还是要从伦理道德做起的。没有伦理道德作基础，气节、忠义也只能是空谈而已。朱程理学的出现，恰恰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理学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重义理，二是讲伦常。在理学家眼中看来，理是本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或本原。朱熹曾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亦无人无物。”
　　“天理”与“人欲”如冰炭不能同器，水火不能同炉。而且，“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
　　天理与人欲，有你无我，有我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