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疯狂。为挑战这个近似荒诞的任务，武帝不惜血本，组成了“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的庞大运输队，为部队“赍粮”，以及驮运充足的装备“兵弩甚设”。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集完毕，一时闹得天下骚动。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醒蛰伏在大漠深处的匈奴人，一旦他们明白此次行动将引发的真正后果，那么恐慌并疯狂起来的匈奴人，将会把远征扼杀在汉人的家门口。

　　但武帝却比匈奴加倍的疯狂，他抢先调动西线的全部18万战略预备队，从今天内蒙沿河西走廊一线，东西几千里全线北进，深入匈奴腹地。汉军有的出塞挺进数百里，远的插入千余里，在对手的鼻子跟前挖地垒砖，从东向西构筑起一道连贯的新长城。这种霸气嚣张的高压举动，令匈奴人意外失措，神经紧绷，从而达成了声东击西的效果，保障了准备工作的安全。但这仍是一场与时间在赛跑，为了尽量缩短时间，汉武帝穷尽全国人力，甚至不惜祭起暴秦时代“七科谪”的政策以征集人手，所谓七科谪，就是专为军队从事贱役和苦力的七种社会人员，分别来自：有罪的官吏、杀人掠货的亡命徒、入赘的上门女婿、在籍的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以及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

　　也就是说，为了这场汗血远征，几乎整个中国都忙碌了起来。源源不断的人力、畜力、物资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的先集中到长安。再向西经陇西，穿过整条河西走廊输送到玉门前线。仅这项工程本身就是一项浩大艰巨的远征。东起长安，西抵玉门，一路弥漫着滚滚黄尘，数以百万的人流、车流、畜流像络绎不绝的蝼蚁一样在延绵4000里的曲折道路上喧嚣着、蠕动着。蔚然壮观的场面，不禁令我们为汉代先辈们的伟大牺牲、为大汉武时代“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壮代价发出沉重的浩叹!能将如此惊人的各种社会力量、资源加以高效、集中的运用，也只有东方式的极权能做到这一点。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消耗，又给疲软的西汉经济再一次重创，将社会的承受力推到临界点。

　　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率领一支全新的远征军兵发玉门，再次向大宛进发。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官团，仅校尉一级将领即达50人，兵力虽仍以劳改犯为多数，但安排了一支精练、高效的“边骑”部队。边骑是汉朝的国防中坚力量。在过去，国家始终将“边骑”“车骑”“郡国兵”这些优质资源配置在对匈第一线，却驱赶着一群劳改犯去大杀四方。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出征，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负私从者”。这是个不妙的征候-------随着小农的大量破产，国家越来越依靠招募自愿人员解决兵源问题。

　　但此时的李广利，却底气十足、踌躇满志，此番鸟枪换炮，端的是兵强马壮，兵精粮足。尤其是十万头壮牛，每头就可以驮载100天的单兵口粮，也真难为桑弘羊这帮智囊的心血算计了。而水草肥茂的河西也帮了他的大忙，否则上哪弄这么多的牛群？一想到河西这肥区是霍去病打下来的，李广利更恨不得飞到大宛去建功立业了。
　　远征军浩浩荡荡，铁流滚滚，横穿白龙堆、罗布泊、火焰山，顺利走完了整个征程最艰苦的三千里无人带，但严重的考验又悄然来临-----驮牛死得差不多了。据王莽时代的将领严尤回忆，汉人在对匈战争中也大批使用驮牛，但限于水草缺乏和水土问题，再多的牛也活不过三个月，以至汉军的作战半径很难超过五十天。看来此番十万头牛的随军寿命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这就导致大量的粮食和装备只好抛掉。好在驮牛的牺牲，终于将汉军送到了丝路最安全的中段-----东起吐鲁番盆地，西到温宿（阿克苏西北）的两千里绿色走廊。葱岭以东几乎所有的富国都集中在此，目睹到汉军的强盛军容，吓坏了的“余粮大户”们谁也吃不起这个眼前亏，只得开城迎接，“以馅饼换和平”。因此，汉军迎来了远征途中最风光也最惬意的一段日子，主食无忧，牛羊不愁，要是吃腻了还有湖边的野鸭、鸟蛋，河里的肥鱼等野味换换口味。

　　可惜，这美好的旅途却被一个不知死活的国家给打断了。
　　“至仑头，仑头不下”，意外碰上硬钉子，汉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攻数日，屠之”。这是一次干净彻底的屠杀，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国度从此沦落为纯粹的地理名词，永久消失在西域史上。直到今天，维吾尔牧人仍将轮台称作灰烬之城。
　　在汉与西域的冲突史上，这是唯一一次给一个国家执行死刑，李广利们何以下此狠手呢？
　　尽管今天的我们习惯于将轮台想像成一个丝路小国，但是，当记忆的碎片被还原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李广利屠掉了一个多么大的国家。《史记》曾载，如果汉朝不再征伐大宛，则将导致“乌孙、仑头易苦汉使”。这从侧面证明，轮台在葱岭以东的影响之大，仅次于乌孙。从自然条件来讲也证明着这一点，史称轮台“土地肥饶”、“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本来从博斯腾湖到温宿这一段是丝路上首屈一指的肥地，而轮台却占着其中最肥的那块，丰富的食品，无疑会养活大量的人口，从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无不人烟众盛来看，轮台的人口也无疑会多得多。因田多地广，连南道的一些小国也投奔到它麾下，靠着寄种轮台的良田交租过活，不仅能养活一国的老小，而且过得还比别人好。像扜弥王国，养活了三四万人口，比于阗、莎车这些南道的大国的人口还多。有意思的是，匈奴人也曾看中了这段肥地，专门设立了“僮仆都尉”以便“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都尉地址却“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而不敢设在富强的轮台、龟兹一带。

　　看来轮台的实力，到了匈奴也有所顾忌的地步。
　　历史上，葱岭以东的第一号大国是龟兹，但轮台盛时，龟兹却只是默默无闻的老二，轮台灭亡之后方才“突然崛起”。尽管西汉时期的龟兹已足够大，人口已达八万，另有军队二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环塔里木盆地一共20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162420人。如此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上竟对之一字不提，可以推想轮台有多大了。正因如此，做为丝路一霸，轮台对汉朝的姿态非常强硬，这就不难解释当所有国家都在李广利的大军面前变踞为恭，采取合作态度时，轮台仍不肯放下丝路霸主的架子，顽固的对抗汉军。

　　无论如何，一个富于活力、可能有10万人口的国家就此彻底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损失与遗憾。体现了汉军的残暴，而这恰是囚犯当兵的必然恶果。
　　元鼎六年（前111）汉朝以巴蜀罪人灭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元封六年（前105）“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击昆明，又“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而《资治通鉴》更称他们“斩首数十万”
　　本来素质低下、纪律缺失的部队就容易失控。而李广利为了保障远征的士气，也不得不放任这种暴行，用烧杀抢掠来提振部队的士气。不难想像，在这群亡命之徒的屠刀下，轮台何以灭亡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连遗民都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