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征服大宛的胜利，使汉朝几乎一夜间成了西域世界的唯一共主，正所谓“日月所照，皆是汉土” ，岂容他人作威作福？因而李广利立即严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吓得龟兹赶紧放人，赖丹则随李广利到了长安。有了这次教训，龟兹后来长期服从汉的权威，并迅速被汉文化征服，发展到王家的衣服制度、宫殿式样、宫廷礼仪全部山寨汉朝的，以至被西域之人讥笑，弄出个“非驴非马”的成语来。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史载，征宛之后，汉在轮台、渠犁各派数百汉兵屯田，以“给使外国者”。可能早在李广利屠轮台之时，就安置下一批部队驻守看守战利品，和高昌一样，久而久之，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常驻基地。
　　太初四年（前101年）春，李广利大军在历经四个寒暑之后，终于带着大宛王的人头和宝马，满载着战利品凯旋抵达玉门关。武帝感念其艰苦卓绝，早早派出一位青年将领率500精骑赶到盐水（罗布泊）前往迎接。这位将领就是以“谦让下士、甚得名誉”的李陵。两年后，他与李广利的一段纠葛引发的著名公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司马迁。

　　当然，眼下的李陵无法预知未来，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对前途充满着憧憬与期待。去年他也曾受命送李广利大军出关，当时的场面何等浩浩荡荡！可是，当返回的汉军进入眼帘时，可能他和所有部下都被深深震撼了。队伍稀稀拉拉，破破烂烂，士兵们形销骨立、干瘪的像幽灵一般，全军只剩下一万多残兵和一千余匹瘦马，哪有一点凯旋之师的影子？只有李广利和他的少数亲信依然保养得油光满面，样子得意洋洋。

　　也许这次所见所闻给了李陵不一般的触动，为后来那段著名的公案埋下了伏笔。
　　据史载，李广利二次出征“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且路上天气还算好，虽历冬天却“山雪不积”。却依然付出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司马迁认为这主要归咎于“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今天看来，李广利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部队运力不足，他们却仍携带着大量财宝与战利品，仅献给汉武帝的就数不清，“珍怪异物毕陈于阙”。李广利和他的军官团们无疑发了横财，不然后人不会指责他征宛“私恶甚多”。其次，途中还要重点照料几十匹汗血宝马和为数众多的各国王族子弟，光是保障他们的供应就要挤占相当人力物力，在运力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就不顾底层士兵的死活了。

　　但李广利也有他的不易。
　　以后来的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征服车师为例，车师距汉朝“不甚远”，仅三千多里，比大宛不知近了多少倍。且汉军在车师所获“食至多”，不存在吃饭问题。即使如此，汉武帝仍从酒泉组织了大量驼队、驮畜“负食，出玉门迎军”，就是这样的周到供应，汉军仍在归途中“道死数千人”。
　　而远征大宛来回四趟，总里程超过2万公里（亚历山大的欧亚远征，总里程也不过34000公里），只算第二次远征，距离也不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道路艰苦更出其上。红军出发时据说8万人，抵达陕北只剩7千。而李广利以6万人出发，剩1万多人回到家，也算不易了。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他也颇费心血，从回师路线的曲折选择就可看出。所以，仅一句“不爱士卒”就把罪责全推到李广利头上，未免有失公平。何况这几万的“物故”汉军无疑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活着，只是离散、逃亡、故意滞留西域不归罢了。站在人道立场上讲，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他们还活着，就是胜利，就能让我们后人感到稍许的宽慰。他们没有理由去无谓的饿死、病死，只要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就是我们的民族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

　　日期：2012-11-13 13:30:48
　　无论如何，对五万未归者而言，这一万多凯旋的战士们是真正的胜利者、幸运儿。武帝在长安盛情款待了这些万里归来的勇士们。
　　李广利是当然的首功，荣封海西侯，食邑八千户。骑士赵弟斩了郁成王，不过是打了死老虎，但为国家出了口恶气，受封新畴侯，从此平步轻云，进入政界做了太常，成为身家百万的高富帅。赵始成身为军正，“力战，功最多”，封光禄大夫，听上去光鲜，但不过是国策顾问一类虚职，秩比二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来，实惠不大。李哆在军中“为谋计”，授上党太守。比起王恢不过随征楼兰、姑师就被封侯来看，这俩人的封赏确实有些看不懂，而且从此再未在史书上露脸。也许跟没能彻底拿下贵山城有关。

　　最看不懂的是上官桀的封赏，他老兄可是灭了郁成的真功臣，又虎口抢人，长了大汉威风。做事还追求完美，一心留下活口给皇上惩治。结果押送的骑士怕担责任斩了郁成王，本属违命，事后反倒封侯，他上官桀却没份，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已杀了！现在功封少府，少府位例九卿，掌管皇室小金库，倒也风光。但事后又“以年老，免”了官。这就不是功大赏薄的问题了，这是有意压制了。看来武帝已经认定李广利通过考试，决心重用，而上官桀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和李广利又不对付，还是继续留在身边当卫队长罢。这里还是劝上官桀老兄不要太心急了，皇上是不会亏待他这老熟人的，红火还在后头呢。

　　对于基层将士，武帝不吝官爵，出手很是慷慨。一万多幸存将士光是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级的高官就封了一百多人，千石以下的小官竟封了一千多人，这可是大实惠。汉制，600石以上的官员，全家可免去一切税赋与徭役，哪怕只是小吏，本人也可终身免役。那个时代，差科徭役是最令农民谈之色变的事，往往家破人亡。因此，封官赐爵对贫民而言，发不发财还在其次，关键是一家人端上了铁饭碗，性命无忧矣。值得一提的是，武帝尤其重奖“奋行者”，奋行，指的是自告奋勇参加远征的志愿人员。武帝使之“官过其望”，以鼓励更多青年志愿参加对外战争，一刀一枪搏个功名。而囚犯出身的士兵，则不过“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全部免罪，但抵消了许多应有的官赏。

　　汉武帝封官大方，发奖金却很小气，平日他一次赏给一个方士就是十万金。此番犒军竟只拿出4万金，莫非连武帝也嫌他们抢饱了？汉制，一金相当于一万钱。好在奖金平均发放，不论身份贵贱、战功高低，人人4万钱。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七八年的打工收入，可以买一百亩好田，或者400石谷子。
　　轰轰烈烈的大宛之征终于在一片皆大欢喜的气氛中落幕，近十万将士埋骨荒漠换来了武帝私欲的满足，但对于国家而言，这场代价巨大的远征，究竟是否值得呢？
　　早在武帝刚刚逝世后，大宛之征就招来一片批评之声，盐铁会议上，汉儒们就指责道“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西汉末学者刘向也认为“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真是得不偿失。后世论者，也是褒者少，贬者多，直到今天，仍不乏批评之声。

　　耐人寻味的是，征宛之后，汉朝的内外局势开始走下坡路，都遭到严重挫败，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与动荡之中：
　　征和二年（前91）巫盅乱起，长安爆发动乱，死者数万人，太子被杀，卫皇后自尽，诛连极广。
　　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以七万大军击匈奴，出征前，与丞相刘屈氂谋立昌邑王为太子。不久事发，李广利在前线败降匈奴。
　　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发布轮台悔过诏，表示停止对外战争和奢侈浪费。大约就在这一年，对国事倍感绝望的司马迁以李广利投降做为《史记》的绝笔，终篇之时，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和失望，愤然疾呼“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郁郁而终。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也带着无尽遗憾和悔恨，留下幼子刘弗陵，撒手人寰。国政在霍光主持下，又重新走上了休养生息的老路。

　　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免产生受挫感，认为武帝晚年事业是以失败告终的。
　　那么，这果真是一次轻率的，仅仅出于帝王个人意气的穷兵黩武，并未对反匈大局产生作用的无谓之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