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11-16 17:21:11

　　诚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表面上，武晚年对匈奴的正面用兵以失败告终。然而，问题摆了出来：武帝之世后，西汉再未出现一位能力、见识堪与武帝相比的领导人，也再未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获得巨大战果的正面进攻，何以匈奴却越来越衰弱，直至分裂、瓦解，最终承认失败，举国向汉朝称臣呢？
　　其实，匈奴失败的宿命，正是远征大宛的后果持续发酵所致。
　　首先，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朝的威望坚实的树立起来，从此众国认识到，汉朝是个比匈奴更强大，也更能带来安全保障的新主人。“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泛西域地区成为汉朝反匈经略的第二引擎。
　　征和二年（前91）汉发西域共击车师，汉兵未发，各国先动，“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汉军到后，各国“又自发兵，凡数万人”，各国王亲自统军，“共围车师，降其王”。
　　地节三年（前67） 西域城郭各国受汉之命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
　　地节四年（公元前66）莎车杀汉使者奚充国。汉使冯奉世征召西域各国一万五千兵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

　　武帝之后，子孙们一上位，就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基础、有效的边防体系、有力的外部联合体，稳定的内外环境，这都是大宛之征留给汉民族的遗产，是现成的。从此汉朝只需用一小队兵力便能号令各国，有效调动、指挥西域世界的军队，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对匈包围战略。
　　这就是典型的威慑信用。
　　陈汤诛郅支、班超定西域，基本都是这套“以夷制夷”的方法，所谓“兵可不费中国”。没有大宛之征的带来的长期扩散效应，这样的做为是不可想像的。从此，西域在汉朝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时代，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从中国输入先进的文化、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虽不时有一些小的曲折，但只限于楼兰、车师这两个距匈奴较近的小国，总体上，汉朝在葱岭以东地区的威望俨然不可撼动。

　　真正重要的是：西域的内属，迫使乌孙不得不投入汉的怀抱。
　　此次征宛，武帝“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但乌孙徘徊观望耍滑头。正是这次胜利，深深震动了乌孙，“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汉乌关系的走向从此发生显著变化，与匈奴渐行渐远，汉朝得以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手段，将乌孙人请到汉匈战场上，甚至发展到汉朝可对乌孙擅行赏罚的地步。
　　汉乌的亲近，使匈奴失去了战略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满盘皆输的匈奴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正感觉到，随着大宛之征的落幕，一个无形的，却牢固而不可挣脱的包围网已然结成，并在越收越紧。真正恐慌起来的匈奴人，越来越以粗暴的态度对乌孙施压，这其实是一种失控的挣扎，进一步将乌孙推到汉朝的战车上。大宛之征结束后仅二十多年，乌孙开始不及待的请求与汉共击匈奴。汉本始三年(前71)，汉乌对匈奴展开第一次联合进攻。以往，匈奴可以全神贯注的应对汉军的正面进攻，如今，却面临背后一刀，乌孙一举“斩匈奴名王以四万级、获牛羊七十万，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不计其数”。这是匈奴自元狩四年（前119）被卫青、霍去病横扫以来遭到的最大的损失。匈奴恼怒，“其冬，单于自将万骑攻乌孙，会大雨雪，还者不能十一。”“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连败于乌孙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失去威慑信用的匈奴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大伤元气的匈奴从此“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汉朝只需要退居幕后，去主导这场精彩的群殴。兴之所至时，偶尔也出手调戏一把：“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当，兹欲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匈奴已失去了求亲的资格。它只能无奈的看着丧失还手之力的自己一步步走向瓦解与崩溃：
　　地节二年（前68）“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其众，遂南降汉。”

　　前63---61年，丁零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
　　强大一时的游牧民族，一旦被包围孤立起来，失去向外发展的空间，只能走向衰则弱，弱则乱，乱则分的历史宿命。一步跟着一步，无法逆转。
　　神爵三年（前59），匈奴内部争位，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归汉。
　　前60年，匈奴爆发全面内战，五单于争位，全国分裂成五部。
　　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在汉的支持下统一各部，并入朝称臣，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横行几个世纪的天之骄子，向汉族低下了它那桀傲不驯的头颅，跪拜在中原的脚下。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最后一个对抗汉朝的郅支单于，在流亡到康居境内之后，（其落脚点在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仍被汉兵追杀，指挥此次行动的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在事后给汉帝上的疏中，写下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言。
　　汉匈战争进行到此时，已经实际奠定了汉朝胜利，匈奴降服的命运。武帝若泉下有知，是否一笑？
　　汉儒和后世学者，往往只着眼于指责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多少民力。然而，他们却看不到，刘邦和文景之治并没有解决汉民族的安全保障，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武帝来解决。汉匈战争的实质，是农耕文明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的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一矛盾面前，靠汉儒的舌辩，靠委屈求全、苟且偷生是换不来汉族长久的和平与发展的。汉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甘心于被局限在一个狭小圈子里，对西方交通为匈奴垄断，和平靠匈奴来主宰的。武帝之前，是汉民族屈辱求和，在强大的异族面前低眉顺眼，俯仰由人的命运，如果甘于这个命运，不敢接受命运的挑战，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任人宰割。

　　这是我们祖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之时，所绕不过去的槛。汉武帝接受了这个挑战，尽管这个挑战是如此艰巨。因为武帝面临的，是一个统一的、蒸蒸日上趋于极盛的草原帝国。他不是分裂了的北匈奴，不是半壁江山的东突厥，不是逃到漠北丧魂落魄的北元，更不是还要遭受草原边患的契丹、金。但汉武帝付出了比后来朝代更轻的代价，奠定了最后的胜利。他交给昭宣的，是一个孤立衰败的对手和一个庞大、完整的周边安全体系，匈奴再也无力对汉民族的命运构成实质威胁了。然而，促成胜利的那个神秘转折点，已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埋没在远征大宛的迢迢征途之中，今人已无法去清晰的抚摸。唯一清楚的是，没有这个转折点，就没有昭宣之世汉朝的重新繁荣，没有国家强大保障下人民的安康富庶，这种安康富庶比文景之治的安康富庶更令人向往，因为它有尊严。尊严，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奢侈品，只有强者才配拥有。带给汉民族尊严的汉武帝虽已撒手而去，但他曾留下一首天马歌供我们后人暇思：“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好个“今安匹兮龙为友”！这是一个具有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的强者民族才配有的心理资格。汗血天马，向世人宣示了它的高贵，更向我们见证了祖先的智慧与气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