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7-06 10:05:26
　　雍正第一个不能容忍的便是年羹尧。为了拉拢你这个趋炎附势的狗奴才，当初作为皇子的我不得不与你达成了那个至今都让我感到屈辱的秘密约定，不得不把你们年家那个卑微的“扬州瘦马”贱妾所生的女儿捧为我的贵妃，还不得不把你年羹尧也捧得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可你呢？你们年家给了我什么？除了给了我一顶大大的绿帽子之外还有什么？！好，既然你年羹尧喜欢帽子，那我就成全你，我一定会把一大堆更大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你的脑袋上！

　　雍正对年羹尧的处治以解除年羹尧的西北兵权，调补杭州将军作为第一个阶段而暂时告一段落。据《清史编年》记载，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在年羹尧的奏谢折上朱批：“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雍正第二个不能原谅的便是他的儿子弘时。为了培养你这个不孝的逆子，我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请了多少老师，实指望你能恪守孔孟之道，尊崇程朱之学。可你呢？你又给了我什么？除了一直在思想上与胤禩那帮人沆瀣一气之外，如今又在行动上着着实实地给我这个父皇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好，既然你喜欢同你老子作对，那我就成全你，同你作对到底！既然你那么喜欢你的八叔胤禩，那我也成全你，就让你去当他的儿子吧！

　　据《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雍正三年的春夏之交，雍正帝公开表示与弘时父子之情已绝，勒令他去做胤禩之子。而胤禩集团中的主要干将胤禟则是在这一年的七月被革除贝子爵。从时间上可以看出，雍正实际上是将对儿子弘时的惩治与对胤禩集团的惩治差不多放在一起的。你们这些不守孔孟之道、不崇儒家之学的一丘之貉，一个个暗地里恐怕都如弘时一般做着那些禽兽不如的肮脏勾当吧？如果以你们的这些“歪理邪说”来治理国家，那大清国岂不成了“靡靡腐朽”之邦？大清国民岂不成了“男盗女娼”之徒？作为皇帝，我决不能容忍你们这帮人在大清国里说三道四，更不能容忍你们的思想在大清国里泛滥成灾！

　　日期：2015-07-06 13:39:46
　　我们前面说过，胤禩和弘时都是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满族文化自身并不受儒家思想的羁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在明代王阳明心学影响下大量“新学”思想的涌现。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自始是承认人作为个体而独立存在的，约束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的却是宗教的思想和制度。而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把伦理作为人的存在基础。伦者，类也。也就是说，人是分类而存在的，没有伦即不能成为人。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是有等级类别的。以此类别而形成道德规范，即为伦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因此，儒家文化中的人是指的不同等级类别的群体，而非活生生的个体。这就决定了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具体每个人，只能承担类别的义务，遵循整体的规范。以群体消融个体，进而束缚人性，这是中国自西汉以来统治阶级以儒家思想作为国本进行统治的基础。

　　程朱理学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天理”是客观的，是客体；人的思想是人为产生的，因而是主观的，是主体。因此，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就是主张主观要完全服从于客观。
　　王阳明的心学则提倡“心即理”和“致良知”。所谓“心即理”，就是说天理虽是客观的，但却是由作为主体的真诚本心体现出来的，因而也具有主观性；所谓“致良知”，就是说虽然良知（即人的思想）是主观的，但却只有通过人的客观实践，在实际行动中才能表现出来，即所谓知行合一，因而良知也具有客观性，或者说自觉性。毫无疑问，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摆脱了主观完全服从于客观的理学思想，认为事物既有主观性也有客观性，主观与客观同等重要。由于明朝是以朱熹的宋儒理学作为国本的，因此当时的王阳明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站在理学的对立面，而只能是在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实际与其完全相反的观点。

　　不过，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要想再把主体的自觉性完全限制在伦理纲常的堤防之内就很困难了。特别是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风气表现出世俗化和媚俗化的趋势，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驱动力，趋利避害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这在当时明代的一本著名小说《金瓶梅》中就有大量深刻的描写。为了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者王艮便又将真实的躯体与抽象的良知结合起来，使主体变成了肉体与精神相统一的活生生的个人，并以“尊身立本”之名，确立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情感欲望的合理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开始由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转换，并最终导致对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