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7-07 12:10:47
　　之后，深受“泰州学派”影响的晚明“异端”思想家李贽，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尊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公开贬斥理学为伪道学，甚至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承认个人私欲，认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他还提出人与人之间本就存在着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正所谓“尽世道以交”。李贽最终被诬下狱，自刎而死。
　　到了明末清初之际，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也都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了新的经济条件下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革要求，提出了“自由私产”、“工商皆本”的主张。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主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商人、手工业者等“工商”类市民阶层的基本要求。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和制度，使商人们对保有财富方面怀有极度的恐惧。因而这些启蒙学者倡导认同私有财产，可以看作是市民阶层兴起之后对经济权利的要求在学术上的反映。

　　而在人性问题上，明清思想家们更是大胆地肯定了人的“自私”。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在肯定了天下之人皆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利益之后，黄宗羲又对以君主为代表、以政权为体现的“公”进行了大力批判。他说后世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尽出于我”，“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那些做君主的人，未得位之前“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而既得君位之后“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最后，黄宗羲得出的结论是：“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

　　这些大胆否定传统儒学的“新学”思想之所以会一时大量地涌现且影响力极大，应该与满清政权刚刚入主中原有关。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之前从未接触过儒家文化的满清政府应该不会像以宋儒理学为国本的明朝政府那样，对这些“异端邪说”进行全面地打压，甚至可能还一度幻想着这些“新学”能够成为不懂儒学思想的新政权的国本。
　　事实上，在顺治年间以及康熙的早期以致中期，这些“新学”思想一度确曾十分活跃。只是后来康熙皇帝最终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国本的治国思想之后，清朝政府才开始着手对这些学说进行打击和封杀。所以，于满清皇室贵族中长大的胤禩和弘时，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大潮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被康熙以及后来的雍正强行要求学习宋儒理学的。可想而知，包括他们两个人在内，当时又有多少满清的皇室贵胄能够真心接受宋儒理学，而不受“新学”的影响呢？

　　其实不仅满族官员，甚至当时的许多汉族官员，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一带的汉族官员更是如此。因此，当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两朝皇子都对“新学”思想表露出浓厚兴趣的时候，这些满汉官员们也就必定会围绕在他们身边，从而形成一股反对程朱理学的强大力量。
　　日期：2015-07-07 16:35:11
　　然而，这场并未被记入史册的思想较量，最后却是以雍正皇帝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的全面胜出，以胤禩、弘时为代表的“新学”思想的彻底失败得以告终，并被统治阶层争权夺利的表象所掩盖。而权力斗争的失败必然也就意味着思想斗争的失败。雍正与其子弘时的斗争只是思想上的斗争，而他与胤禩的斗争却是思想与权力的双重较量。雍正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弘时和年氏所谓的私情，并通过痛斥弘时“不道德”的行为，使自己首先在思想上夺取了伦理道德的制高点。由于是皇上的家事，而且弘时毕竟是犯了与父亲的贵妃“偷情”的错误，因此即便是支持弘时思想的那些王公大臣们，此时也都只能将它当作老子管教儿子的“家务事”而保持沉默，任由皇上对自己儿子进行处罚。这对雍正借此继续围剿与弘时同样有着“肮脏”思想的胤禩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借着惩治弘时，雍正痛批弘时和胤禩的“新学”思想，让那些朝廷中支持胤禩的一伙人几乎无言以辩。在争取到大多数并非胤禩死党的大臣们的同情和默认后，雍正乘机一鼓作气剿灭了他的这一政治死敌。

　　随着胤禩集团的覆灭以及弘时的除宗，当初拥护“新学”思想的朝臣们此时已然变得群龙无首，根本组织不了任何有效的反击。但这并不代表着当时的“新学”思想立刻彻底地销声匿迹。随后雍正四年发生的查嗣庭文字狱案，实际上仍是这场思想较量的延续。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的哥哥是查慎行，而查慎行则是当代著名作家金庸的先祖。雍正四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雍正因其所出考题“讽刺时事，心怀怨望”，将其逮捕入狱，并定为隆科多死党。雍正五年五月查嗣庭死于狱中，不过仍被戮尸枭示。其子十六岁以上判斩刑，十五岁以下流放。由于查嗣庭是浙江人，雍正甚至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三年。

　　有人说，查嗣庭案是雍正为铲除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而找的借口。查嗣庭生前确曾得到隆科多的赏识，但要说浙江籍的查嗣庭为隆科多死党，却显然不符合事实。查嗣庭案一出，雍正就直接指明其获罪是其所出考题所致，后来在抄家时又查出其日记“语多悖逆”，这就说明查嗣庭确实是“因言获罪”的。不过因言获罪，其罪是不应至死的，其子更不至于被斩刑或流放。雍正将查嗣庭定为隆科多死党，显然是为了增加查嗣庭的罪名。因为这样一来，查嗣庭就不仅仅是因所出考题不当而获罪，而是结党营私问题了。这也是查嗣庭最终落得“满门抄斩”的判刑依据。

　　那么，查嗣庭当年都出了什么样的考题，使得雍正皇帝如此生气，甚至不惜罗列罪名将其杀掉以解心头之恨呢？
　　民间传说查嗣庭所出的考题是“维民所止”。此句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后却被人劾告“维止”二字暗指“雍正去头”。于是惹得雍正皇帝大怒，遂将其查办。事实上，查嗣庭当年所出的考题并非“维民所止”，而是一共出了四道题。第一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二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为“其旨远，其辞文”；第四题是“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这四道考题显然都和“维民所止”没什么关系。可见，所谓考题里暗含“雍正去头”实为无稽之谈。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考题不是“维民所止”，那“维民所止”这个民间传说又是怎么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