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5-13 23:36:00
　　第一章 蒙古崛起——亡宋进入倒计时
　　第一节 开禧北伐
　　公元1206年，在南宋平章军国重事韩侂胄的极力主张之下，宋宁宗赵扩下诏大举北伐，沉寂了数十年的宋金之战再度打响。
　　宋宁宗赵扩是南宋第四代皇帝，此人资质平庸，讷于言辞，就连接见金国的使臣，有时也要让宦官代答，他能当上皇帝，韩侂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自从上台之后，宋宁宗就一直对韩侂胄十分倚赖。

　　韩侂胄是个很有来头的人，他的曾祖父是北宋著名宰相韩琦，他的父亲娶了太皇太后（宋高宗皇后）之妹，他本人娶了太皇太后的侄女，而他的侄女又成了宋宁宗的皇后，因此有着三重外戚的身份。韩侂胄既有定策之功，后台又这么硬，再加上宋宁宗的脑子又不太灵，因此韩侂胄自掌权以来，就在宁宗朝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按照宋朝的规矩，外戚是不能拜相的，韩侂胄便加太师、封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重事，立班于宰相之上，三日一赴政事堂，把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官印都拿到家里，在他当政期间，三省、枢密院、台谏、侍从这些重要岗位全由他一人任免，宋宁宗形同傀儡，宰相、枢密使都围着韩侂胄转，其权势之盛可与高宗朝宰相秦桧匹敌。

　　宋朝是一个极度重视文化的朝代，一般来说，外戚很难有好的政治前途，只有进士出身的人才能谋得美差，所以韩侂胄能进步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已经是个异数了，但是他并不满足，还有着更高的追求，当然他并不是想篡位当皇上，而是想率领宋军将士打败金国，好为自己谋得美名。
　　自从北宋靖康年间金军入侵以来，一直到南宋绍兴年间两国达成议和为止，宋金之战足足持续了近二十年，结下了血海深仇，本来在达成和议之前，南宋已经扭转了颓势，并接连几次给金军造成沉重的打击，谁知宋高宗赵构和宰相秦桧这两个无耻之徒却狼狈为奸，无视明显好转的斗争形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金国达成了和议，这就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既沉重又屈辱的政治遗产。

　　两国和议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南宋要对金国称臣，南宋的皇帝也就成了“臣皇帝”，按照古代中国的传统，这个称号要比“儿皇帝”还低上一等。第二，南宋每年要向金国岁贡五十万两（匹）银绢，每逢新年和金国皇帝生日还要另外表示，这就给南宋造成了极为沉重的财政负担。第三，两国的边界划定为西至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西南）、东至淮水中流，这样南宋就等于放弃了中国北方的全部领土和数以千万计的子民。从这份条约中不难看出，南宋与金国达成的和议是一份极其屈辱而又极其不平等的协议，任何一个有血性、有志气的人，都应该有撕毁这张不平等和约的责任感。仅从这一点出发，韩侂胄鼓动宋宁宗北伐并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只可惜多少有一些脱离实际。

　　此时距南宋建国已近八十年了，社会各方面矛盾稍有缓和，国民经济也能维持，但是文武官员的队伍建设不但没能与时俱进，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南宋建国初期，赵构曾问岳飞：“何日能见天下太平。”岳飞回答道：“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岳飞所说的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南宋初期也没有能够实现，可那时毕竟还有岳飞、吴玠、韩世忠等一批不怕死的武将。再看此时，开国时那批能征惯战的猛将早已谢世，能够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又没能培养出来，武将系统中明显呈现出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国家养的士兵虽多，但由于多年不打仗，平时又不重视日常训练，整个军队的战斗力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实在难以满足一场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与武将相比，文官的素质就要更差。韩侂胄自当权以来，就一直专断朝政，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政策，使奸佞之徒遍布于朝堂之上，比如说右相陈自强，本来是个微末小官，想谋一个州的学官尚不可得，只因曾做过韩侂胄的老师，就被破格升为太学录，没过几年又被拜为宰相。等到拜相之后，陈自强就开始大肆收受贿赂，四方送来的公文，都要在背面写上“某物并献”，否则他根本就不看，还公然卖官鬻爵，如果谁想升官，就要先跟他谈好价钱，然后再行除授。韩侂胄的另一个亲信苏师旦，原本只是平江府（今苏州）的一名书佐，就因为曾做过韩侂胄的生活秘书，便一步登天，竟然做到了枢密都承旨、安远军节度使，实际权势甚至还要在陈自强之上，就连边关将帅们都要给他暗中行贿，否则职权难保（1）。仅从这两个人身上，就不难看出韩侂胄时代政治的黑暗，套用岳飞的话来说，就是“文官全贪钱，武将都怕死”，这仗还怎么打？

　　与韩侂胄同时期的金章宗完颜璟，却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有道之君，对内他改革了官制、税法，废除了奴隶制，完善了各项封建制度建设；对外他注意维持与南宋之间的关系，不肯轻易挑起战争，在他的领导之下，金国“治平日久，宇内小康”，并“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2），已经进入了极盛之世。
　　然而正所谓盛极而衰，金章宗时代虽说是金国的极盛之世，但也是金国由盛转衰的开始，原因之一是因为黄河在此期间曾连续多次决口，使大批农民死于水患或逃往，国家税收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各地农民起义又不断发生，军费开支非常日益庞大，金章宗只好向南宋学习发行交钞（纸币），结果因为防伪技术不过关，又出现了大量的伪币，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紊乱。另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此时蒙古已在金国北方崛起，并不断侵扰其边境，金国曾多次出兵讨伐，可是又屡丧师旅，被搞得苦不堪言。

　　韩侂胄之所以敢于大举北伐，其实也是看到了金国正受困于内忧外患，国势日渐消沉，于是便想借此机会，建不世之奇功，并为此积极筹划。他下令宰执和诸路帅臣都要推荐军用人才，加紧操练国内正规军和各地民兵，又专门拨出军费，招募士兵、建战车、造战船、买战马。在舆论方面，韩侂胄以朝廷的名义大力表彰抗金派，贬斥投降派，将岳飞追封为鄂王，又在镇江府给韩世忠立庙，同时削去秦桧的王爵，将其谥号改为“谬丑”，以此来激发世人的抗战热情。除此之外，韩侂胄为了能使国民一致对外，还放弃了多年以来实行的高压政策，恢复了政敌赵汝愚、朱熹等人官职，对一些曾经反对过自己，但坚决主张抗金的官员也给与任用，而对那些在社会上享有名望的抗金派人士则坚决起用，比如说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当时已年近八十，早已致仕多年，也被他拉入朝中发挥余热，另一个爱国诗人辛弃疾，也以六十多岁的高龄被重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吴曦，本来是朝廷很防范的人，因为吴家三世镇蜀，在川陕一带威望太高，朝廷为防发生变故，就把吴曦召回临安供职，韩侂胄为了能确保北伐成功，又把吴曦派了回去，使川陕“三军之士望之如慈父母”（3），结果后来还真闹出了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