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即位之后，虽然一直忙于平叛和修养生息，但始终没有放松对南宋的备战，不断在河南、淮西等沿边地带修堡筑寨、屯田储粮，经过数年以来的努力，蒙古边境工事已经形成规模，可以为蒙军大举南侵提供后勤补给，而在襄阳城外，蒙军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据点。
　　宋蒙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边界上开设榷场，准许双方商人互市，以通有无，但因为受到战争影响，榷场又时常关闭。忽必烈即位之后，为报复南宋支持李璮叛乱的行为，他曾一度下令将边境上的榷场全部关闭，可是停罢榷场之后，宋蒙两国的社会经济都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罢市之举势必不能长久，所以不久之后就予以恢复。刘整升任南京路宣抚使后，便积极筹划进攻襄阳，于是就假借贸易之名，派人请求吕文德同意他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下建置榷场。因为开设榷场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吕文德便欣然同意了刘整的请求，可是蒙古人刚把榷场建起，就要求在榷场之外修堡筑垒，以防备盗贼袭击。

　　吕文德当然不肯轻易同意，正准备拒绝，可是又有手下人劝他，说蒙古人设置榷场，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情，现在社会治安状况不佳，盗贼的活动猖獗，如果不允许蒙古人自卫，那他们就不会开设榷场了。吕文德听完认为此人言之有理，再加上他又认为蒙古人就算在这里修堡筑垒，充其量也就是个治安大队的规模，还不至于对襄阳造成威胁，因此也就不再阻拦。不多久，蒙古人的堡垒就建成了，虽然规模不大，但仍不失为蒙军在襄樊城外的一个重要落脚点。

　　公元1267年十一月，忽必烈接受了刘整的平宋方略将其任命为都元帅，与主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同议军事，开始不断签发军马开往河南，并大规模地调集粮草和各种战略物资，为大举围攻襄阳做准备，而南宋方面的情报工作明显不力，竟然对此毫无察觉。
　　公元1268年九月，蒙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阿术与刘整便率蒙、汉军来到襄樊之北，登上襄阳城外的虎头山观察地形。刘整曾在这里工作过多年，对这一带的自然条件非常熟悉，便献计在汉水东岸的白河口建置堡垒，以掐断宋军的粮道。阿术对此深以为然，于是蒙军开始在白河口构筑城寨。
　　当时的襄阳守将吕文焕是京湖制帅吕文德的六弟，对此极为恐惧，急忙遣使向驻军鄂州的吕文德告急，谁知吕文德竟然不信，只当吕文焕是在谎报军情，不由对来使破口大骂道：“告诉吕六，不要靠胡说来邀功请赏，襄、樊城坚池深、军粮储备可供十年之用，倘若刘整真敢在这里筑城，明年春天水涨之后，我会亲自带兵去取，不怕他不望风而逃。”（3）结果蒙军毫无阻拦地在白河口筑起堡垒，并从鹿门山下的榷场向樊城发起进攻，吕文德这才知道此事原来不假，更明白过来蒙古在榷场修堡筑垒的真实意图，不由惊悔交加，仰天大呼道：“误国者我也！”然后就想亲自带兵前去攻打，可是气急之下竟一病不起，又无法成行了。

　　（1）见《元史》列传第四十八《刘整传》
　　（2）见《元史》列传第三十六《郭侃传》
　　（3）见《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八卷
　　日期：2010-07-01　11:41:53
　　第二节　襄阳争夺战
　　蒙军围攻襄阳的消息传至临安后，宋廷上下一片慌乱。襄阳控扼汉水中流，西接川陕、东临江汉、南通湘粤、北达宛洛，号称“南船北马、七省通衢”，在南宋的整体防线布局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宋廷为确保襄阳不失，从得知蒙古大举进攻的那日起，就不断调兵遣将，试图解除襄阳之围，可是由于吕文德的托大，使宋军错失了出兵的最佳时机，蒙军已经在襄阳城外站稳了脚跟，因此南宋方面的一次次救援行动，全都徒劳无功。

　　早在蒙军刚在白河口筑城时，襄阳守将吕文焕就已经感到大事不妙，便急忙派人去鄂州向哥哥吕文德求援，当时吕文德手中有一支七万人的大军，如果能赶在蒙古修好城寨之前赶到襄阳，或许还能将蒙军赶走，不想吕文德竟误以为弟弟是为邀功请赏而谎报军情，不但不肯发兵，而倒将使者一顿臭骂。吕文焕等不到援军救助，只得被迫主动出击，试图捣毁蒙军的营寨，可是蒙古这次是大举进攻，单以襄阳城内的人马根本就不是对手，刚一出兵就被蒙军杀得大败，只好狼狈不堪地退回城中，其后再也不敢轻易出战。至此，蒙军已经彻底控制了襄樊地区的局势，随后又夺取了金刚台寨、青涧寨、大洪山、归州洞等战略要地，“连珠扎寨，围数十里不得通”（1），对襄、樊两城实施全面封锁。次年正月，蒙古主将阿术又亲自带兵深入宋境，扫荡了复州、德安府等地，俘虏万人而还，以此削弱襄樊两城的外围力量。与此同时，忽必烈为增强襄阳蒙军的攻击力，又派枢密副使史天泽和驸马忽剌出率两万兵马赴襄阳督战。

　　史天泽是忽必烈手下头号汉军大将，从军多年、立功无数，特别善长打攻坚战，他到襄阳之后，并不急于发起进攻，而是指挥蒙军对原有围城工事进行加固，增设据点、囤积粮草、加大纵深，在环城数十里内设置了多道防线，准备采用当年围困李璮的战法，将襄阳守军困死在城中。
　　这种战法虽然费时费力，但却行之有效，因为襄阳在南宋多年苦心经营之下，早已成为一座城高池深、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即便攻打也很难奏效，何况此时南宋未遭大败，兵力并不算弱，如果蒙军因强攻而造成大量伤亡的话，就很难挡住南宋派来的援军，如此必将前功尽弃，所以还不如放弃攻城，占据各处交通要道，切断襄阳与外界的联系，使襄阳守军不战自乱。

　　南宋京湖制帅吕文德自从知道蒙军真来围城之后，每日都后悔不已，可是事已至此，光是悔恨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只好一面上报朝廷，又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赴襄阳解围。公元1269年三月，吕文德见汉江水涨，便急忙派部将张世杰、夏贵等人率水师溯汉水而上入援襄阳，可此时蒙军早已建好了工事，南宋几路援军虽然拼尽全力，但始终无法突破蒙军的防线，直到当年六月，汉江水位突涨，南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这才趁机率轻舟载着粮草衣物进至襄阳城下，因为害怕被蒙军截断归路，夏贵没敢进城，将这批物资交给守军后就马上离开，随后汉江水面就又被蒙军封锁。

　　好在进入七月之后，情况有了转机，当时连日以来天降大雨，致使汉江水位暴涨，将沿江的蒙古军营全部淹没，蒙军只得迁往高处安营，防线大多失效，蒙军只好勉强在汉水西岸建造了一座新城，用以阻挡宋军入援，夏贵便趁机率领五万大军，分乘三千艘战船，满载着各种战略物资，浩浩荡荡地溯汉水而上，准备从蒙古控制区内杀出一条血路，对襄阳进行一次大规模地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