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后期的专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他又开始倦政，十天八天也不肯入朝一次，每天都揽着娇妻美妾，或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游戏与葛岭私第之中，朝中每天派人将文书抱到他家中，贾似道连看都不看，全部交给门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决，他本人则爬在地上都蟋蟀，还专门编写了一部《促织经》，介绍他斗蟋蟀的心得。

　　宋度宗与贾似道一对君臣，两个懒蛋，这么管理国家哪能有好？朝廷内外文恬武嬉，贪官污吏则趁机为所欲为，初时那点改革成就全部化为乌有，国家只能靠滥发纸币才能维持正常的财政运转，使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据《咸淳遗事》记载，度宗末年时，临安米价达到了每斗两贯六百文，是北宋末年开封陷落时的二倍，二百文十八界会子已经买不来一双草鞋，可见当时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南宋在如此昏君权相的统治下，朝政日益败坏、奸臣肆意横行，国民经济则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之中，亡国之相已一览无遗。而在其身侧，忽必烈君臣在经过数年的努力后，已逐渐平息了内乱，稳定了社会经济，使蒙古国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愈加强大，对南宋发起新一轮进攻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起来。
　　（1）见《宋史》本纪第四十四《理宗四》
　　（2）见《宋朝官吏制度》第二章《机构编制》第三节《两宋财政与扩编》
　　（3）见《南宋政治史》第六章《理宗朝的政治与对外关系》
　　（4）见《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四《刘应龙传》
　　（5）见《鹤山集》卷一九《内引奏事》
　　（6）见《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贾似道传》
　　（7）宋朝税收分夏、秋两季，故名“二税”。

　　（8）见《钱塘遗事》卷五《推排田亩》
　　（9）见《宋史》本纪第四十一《理宗一》
　　日期：2010-06-30　15:21:06
　　第十二章　喋血襄阳——一片孤城百万兵
　　第一节　刘整献策
　　就在师相贾似道不断用辞职的把戏将宋度宗玩弄于股掌之间时，蒙古南京路宣抚使刘整于公元1267年十一月奉召入朝，向忽必烈提出了以重兵围攻襄阳、从中路突破南宋长江防线的战略计划。
　　刘整是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州市）人，早年曾为金国将领，金国灭亡前夕投靠了南宋，其后就一直在南宋军中效力。刘整在南宋当了三十余年将领，曾多次立下战功，尽管没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帅，但名望也不算低，混得还是相当可以，他之所以走上叛变投敌的道路，跟贾似道推行“打算法”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整归宋以后，隶属在南宋名将孟珙麾下，归京湖制置司管辖。孟珙死后，京湖制置司换了几任大领导，对刘整的能力都还认可，但刘整的出身不好，他是金国投奔过来的将领，这在当时被称为“归正人”，很受同僚的歧视，别人立功升官都属正常，可放到刘整身上就很遭人妒忌，偏赶上刘整的能力又强，迁升始终不断，搞得好多人都为他患上了红眼病，刘整的同僚关系也因此始终都很紧张。

　　公元1250年三月，南宋名将李曾伯从广西转帅京湖，成了刘整的上司，他对刘整非常赏识，所以就在四年后转调四川时把刘整也带了过去，刘整的工作关系也从这时起，由京湖制置司转入四川制置司，其后刘整就一直在四川工作，并于公元1260年四月被升为潼川路安抚副使兼知泸州，成了副省级领导，也就更让人看了眼红。
　　就在刘整升任潼川路安抚副使之前，四川制置副使俞兴在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受到了蒙军围攻，情况十分危急，刘整闻讯之后立即带兵前去解围，将蒙军赶走。在这件事上，刘整无疑是帮了俞兴的大忙，所以满心以为俞兴必定会出城面谢，谁知俞兴做人十分白眼狼，非但不肯出城向他当面致谢，就连犒赏刘整军队的钱帛也不肯出，只派了一名属员带着几车羊酒出城慰问，明显就是糊弄人。刘整气得是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那名属员按到在地，暴打一百军棍，然后恨恨而去，从此两人的矛盾就变得公开化了。

　　没过多久，俞兴升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成了刘整的顶头上司，于是开始对他实行报复，好在刘整虽然位在俞兴之下，但毕竟名位不低，俞兴也找不到太好的办法整他，只能是瞒报刘整的战功，而刘整的个性又比较强，始终不肯向俞兴屈服，两人的关系也就越闹越僵。可是到了第二年，贾似道为排除异己，便在军队系统中全面推行打算法，俞兴闻讯大喜，立即在当年四月派人到泸州，打算刘整军前的钱粮。

　　前文说过，“打算法”其实就是“整人法”，战争年代用这种办法整人，那就没有整不了的将领，刘整自知难逃报复，便急忙派人给俞兴送去一个金瓶，想让俞兴放自己一马，可是俞兴又不肯收，刘整只好跑到江陵府拜见俞兴之母，想请俞母在其中斡旋，可是这个后门又没能走通，刘整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冒着与俞兴公开决裂的风险，派使者赴临安申诉，请朝廷为自己做主，可是又迟迟得不到回信。至此，刘整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此时又传来消息，大将向士壁、曹世雄等人已经在“打算法”下落马，刘整自知万难逃过此劫，便于当年六月，以所辖泸州等十五个州郡、三十万户人口向蒙古投降。

　　刘整是南宋的著名战将，忽必烈对他的投降给与了高度重视，立即授刘整以夔府行省兼安抚使的要职，成为蒙古在川陕战场上的主要将领之一。公元1266年，忽必烈考虑到刘整深知宋军虚实，又将他升为南京路宣抚使，坐镇开封，对阵南宋的京湖制帅吕文德。次年十一月，刘整便借奉召入京之机，向忽必烈当面进言道：“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初时廷议反对声音不少，忽必烈也有些犹豫，刘整又进一步说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这番言论正好迎合了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雄心壮志，于是便不再犹豫，当即说道：“朕意决矣。”（1）蒙古选择从中路大举进攻，将襄阳定为主攻方向的战略计划就此提上了日程。

　　蒙古将南宋的京湖战场定为重点进攻区域，有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其实早在宋蒙两国刚刚开战时，蒙军就曾攻占襄阳，可惜那时蒙军对襄阳的重要性并没有深刻认识，所以未派重兵把守，不久就被宋军夺回。其后，蒙古在很多年里都把四川定为主攻方向，使襄阳所受到的压力大为减轻。
　　然而，蒙古国内一直有人对主攻四川的战略构想表示过异议，认为四川地势险阻，气候条件恶劣，不利于蒙军作战，如早在公元1259年，忽必烈在率军进攻鄂州途中，谋臣杜瑛就认为蒙哥大举进攻四川有欠妥当，不如全力攻打襄阳，然后“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其后谋臣商挺也发表过相同看法，认为“蜀道险远，瘴疠时作，难必有功，万乘岂宜轻动”，对蒙哥主攻四川的前途表示担忧，结果还真不出商挺所料，蒙哥在当年夏天就命丧钓鱼城。第二年，忽必烈继承了汗位，这时又有汉军大将郭侃向他提出了从中路突破的主张，并明确指出应先攻襄阳，然后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直取临安，江淮、巴蜀必将不攻自破（2），这种观点跟刘整提出来的平宋策略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所以没有马上被忽必烈采纳，其实刘整这次献策的内容，并没有超出前几人的建议范围，但由于此时的蒙古已经具备了大规模进攻南宋的条件和实力，因此刘整的策略很快就被忽必烈所采纳，一场旷日持久的襄阳争夺战也就随之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