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对此也不禁有些犹豫，便借口春耕刚刚开始，准备拖延到秋后再实施，不想竟把贾似道惹得勃然大怒，立即便提出辞职，宋理宗晚年的倦政现象十分严重，根本就不想过问政事，见贾似道愤然辞职，急忙再三挽留，并立即转向，表示坚决支持他的提议，下诏先在浙西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等六郡试行公田法，等成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贾似道为保证“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一次性地捐出了浙西良田一万亩，理宗的弟弟荣王赵与芮也跟着投献。这一来，文武百官哑口无言，只好纷纷跟着放血，“公田法”便在浙西六郡内迅速推行。由于最初回买的田地数目不足，朝廷只好将回买的门槛越降越低，下令凡占田超过二百亩的，不论官民都要卖出逾限部分的三分之一充作公田，后期又进一步降低至一百亩。而朝廷回买的金额，名义上规定是“起租满一石的，朝廷给钱二百贯，起租九斗的，朝廷给钱一百八十贯，以此往下类推”，这已经远远低于市价了，可实际上，即便是最好的田地，朝廷也只给每亩四十贯的赔偿，还往往不给实钱，只以纸币和度牒代替，这就跟明抢差不多了，浙西六郡士绅为此损失惨重，举境骚然，可当时还是专制社会，没有人权而言，想当钉子户都不行，那些地主老财们只好含泪吐血往出卖田，天大的委屈也只能咽在肚子里。

　　公田法实行之后，贾似道又推出了“推排法”，又称“经界法”，这项法令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测量田地，目的是为防止民间瞒报土地面积，逃避税赋及“公田法”。历史上一般都将“推排法”看成是贾似道的另一罪行，认为自实行该法之后，“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又有太学生做诗讽刺称：“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8）其实这种指责多少有些过分，因为当时官僚地主们隐匿土地田产而避税的现象十分严重，重新丈量核定田地的做法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只是这样一来，等于又在官僚地主身上挖下一块肉来，自然会令这些人吃痛不已。

　　公田法和推排法是南宋末年的两项重大经济改革，也历来被看作是贾似道祸国殃民的两项重罪，但实际上，这两项法令的利弊与优劣很难一语而蔽之。自公田法推行之日起，南宋就再也没有缺过军粮，纸币不但没有增印，还得以减造，物价水平也跟着大幅回落，通货膨胀势头出现了明显的减缓，这不能不说是贾似道改革的功劳。
　　然而，在公田法与推排法的实施过程中，广大官僚地主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或许有人会认为，官僚地主都是万恶的剥削阶级，本来就是斗争的对象，侵吞他们的利益不是合情合理的吗？其实事情远非如此，因为封建社会里，没有土地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只有士绅才被视为国家的根本，他们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石，这些人的利益受到如此严重的侵害，又岂能不怨声载道？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随之瓦解，后来元军南下时，江南的官僚地主们大多望风而降降，其人数之多，甚至大出忽必烈的意料之外，其中原因，与南宋朝廷强推公田法和推排法是分不开的。

　　贾似道在国内大搞经济改革，其用意应该还是出自于公心，并非想借此去排除异己，为了能使公田法顺利实施，贾似道还主动献出了自己在浙西的一万亩良田，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堪称是一次大放血，可见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然而，贾似道在历史上可谓声名狼藉，几乎就没能留下一句好评语，其中原因，除了贾似道在搞经济改革时，把国内官僚地主们得罪的一干二净，使他失去了舆论基础之外，还与他后期的专横跋扈分不开关系。

　　公元1264年十月二十六日，宋理宗因病去世，享年59岁，在位四十年，其后由皇太子赵禥继承皇位，是为宋度宗。宋理宗原有两个儿子，一子名赵缉、一子名赵绎，但是都过早去世，此后就一直没有生过儿子，因此在他晚年时，便将胞弟荣王赵与芮之子赵禥立为太子。
　　荣王赵与芮和宋理宗一样，一生妻妾众多，可是生育能力也不强，只有赵禥这么一个儿子，并且质量非常低劣，“手足皆软弱，七岁始能言”（9），先天发育明显不良，但宋理宗哥俩儿费了几十年力气，才鼓动出这么一根独苗，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在赵禥很小时，就已被接入宫中居住，先封益国公、再封建安郡王，直至皇子和太子，最终毫无意外地当上了皇帝。

　　宋度宗体质虚弱、智商也低，自入宫之后，宋理宗特地选出国内教学水平最高的老师，辅导他攻习经史，宋度宗本人也十分努力，常常是手不舍卷地苦读经书，可就是干学不会，宋理宗有时还会亲自上阵，给宋度宗讲解经义，可他仍然不知所云。为此，宋理宗不知白操了多少心。
　　宋度宗登上皇位时，已经年满二十五岁了，其实已完全具备亲政的条件，可是他对国家大事明显缺乏兴趣，只以好色如命而著称，按当时宫里规矩，嫔妃晚间被皇帝宠幸，第二天早上要去阁门谢恩，由宦官记录嫔妃与皇帝发生关系的具体时间，宋度宗即位之后，晨诣谢恩的人数便大幅增加，最多时一日竟有三十余人前来谢恩，其好色程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宋度宗的身体条件原本就不如常人，又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女色当中，哪还有余力去过问国家大事呢？亲政遂成一句空话，朝中的大权全被贾似道一手垄断，并被贾似道肆意玩弄于鼓掌之间。

　　公元1265年三月，贾似道将宋理宗的灵柩安葬完毕后，便援引惯例上表辞去相位，并不等宋度宗批准与否，直接跑回他在绍兴府的私第。
　　贾似道这一做法，其实只是想试一下宋度宗对他的依赖程度，绝不会真心想要去职，因此在递交辞呈之时，便暗中安排亲信吕文德奏报蒙古大举入侵下沱（今湖北枝江东南），果然立即将宋度宗吓得不知所措，连续八次派人去绍兴府催促贾似道回京理事，诏书中不称其名，而改称“师相”，面子已经给到了极点，可贾似道仍然不肯轻易就范，偏要宋度宗同意他辞去相位，才肯回到临安。宋度宗只好答应下来，下诏批准了贾似道的辞呈，然后除太师、镇东军节度使、魏国公、醴泉观使兼侍读，可是等贾似道回京之后，马上就被再次拜为右丞相，可见宋度宗对他的依赖之深。

　　公元1266年正月，贾似道突然心血来潮，便再次故技重施，对宋度宗当面表示要辞去相位。当时就将宋度宗吓得魂飞魄散，情急之下竟然把君臣体统忘在了脑后，拜倒在地对贾似道哭泣挽留。贾似道也没想到宋度宗竟然会“跪求”自己，慌得不知所措，幸亏站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性格耿直，一把将宋度宗扶了起来，说道：“自古君臣无此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亦不可去。”下殿之后，贾似道对江万里连声道谢，说道：“无公，我已为千古罪人。”但从此之后，却对江万里深为忌恨，不久就将他排挤出朝。

　　公元1267年三月，贾似道不知又犯了哪根神经，再一次上表请求去任，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无论谁劝也不肯改口。宋度宗无计可施，只得使出了流氓招法，派文武百官对贾似道进行轮流劝慰，又派太监不分昼夜地守在相府周围，防止贾似道偷跑出京，他本人则整日猫在宫里，盘算着如何给贾似道加官进爵。可是贾似道官拜太师、宰相兼枢密使，已经到了人臣之极品，再也无官可升。宋度宗思考良久，这才想到还有一个“平章军国重事”的头衔可加，急忙特授给贾似道，并准许他三日一赴政事堂视事，一月三赴经筵讲论的特权，这才将贾似道安抚下来。

　　平章军国重事本来是北宋优待元老重臣的虚职，后来到宁宗朝时，权臣韩侂胄曾居此位而总揽朝中大权，位在宰相之上，使平章军国重事之职成了权臣的代名词，此后就不再授给任何人。贾似道专权日久，根本就不在乎避讳，美滋滋地接过此职，而其权势之盛，别说是韩侂胄，就是秦桧和史弥远也无法跟他相比。朝中事务不论大小，全由贾似道一人做主，台谏官员们的弹劾奏章，到贾似道手里就算是到了终点，文武百官们的升降任免，全在贾似道的一念之间。满朝文武上至执宰侍从，下至普通官吏，如果不走贾似道的途径，就绝不可能占据官位。有一次，贾似道突然在文武百官的面前发飙，质问道：“诸君若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众人衔口不敢作声，唯有礼部侍郎李伯玉不服，抗声道：“伯玉殿试第二名，若非平章拔擢，伯玉地步亦可至此。”结果说完就被贾似道赶出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