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11-11 19:48:38
　　嘉靖二年（1523），高尚贤被任命为山东按察佥事，提督儒学。此时，年方十二岁的高拱便跟随父亲到了济南任上。
　　十二岁，是该懂事的年纪了，由父亲、祖父的成功经验告诉自己，要想出人头地，就要用心研究经书教材，好好科举考试，这才是正道，不要瞎想别的。而且可知，学历越高，就越好。
　　由这样的成长轨迹发展下去，高拱会在他家族谱上留下一笔，高拱，某某年进士，任某某官职。安安稳稳，这样就挺不错的，不是吗？

　　在济南盘桓了有五六年，高拱拜了平生第一位老师，李麟山。
　　据说在拜师的前夜，李麟山恍惚见到一只麒麟坐在他的书房背椅上，他立时感到万分惊恐，再定睛观瞧，原来是一位身着红袍，腰配金带的官员，正在专心地阅读着《论语》。李麟山急忙上前行礼，这时，那官员竟然忽地消失了。突然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
　　李麟山，山东大学者。此人做过几年官，他不但通晓天文地理，儒家经典，而且他有个爱好，喜欢给人看相。
　　前面的梦境大概属于神化名人的习惯，中国历史上有的是，见怪不怪吧。李麟山说做了这么个梦，是因为他在见到高拱之后，当时心绪浮动，虽说没有讲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类的谶语，却是在心中暗喜。
　　他观察过高拱，认为高拱相貌瑰奇，日后必定位极人臣。后来，李麟山曾私下对朋友说起：“我李麟山，四十年后就是太师的老师了！”
　　事实真如此，李麟山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去世，高拱以时任礼部左侍郎，为老师撰写祭文，说道：“拱自龆龄获侍门墙三十余载，德音未忘。”

　　有名师也有高徒，这就成了。几年里，高拱苦钻学问，攻读经书，渐渐形成了自己写文章的风格。他做文章不愿琐屑，不用辞藻华丽，但是总是清晰地说出重点，常常在立意和笔法上出人意表。
　　几年的学习，高拱不负众望，在嘉靖七年（1528）的乡试中，高拱以写礼经而魁于乡，考中了解元。
　　之后，高拱又拜了第二位老师，贾咏。
　　贾咏，字鸣和，河南临颍人。他是退休高干，曾担任过内阁大学士这样的要职，在两年前致仕。贾咏在家闲来无事，就在乡里乡间搞起了儒学教育。父亲把他送到了这里，高拱就在临颍，跟从贾咏学习了几年。
　　贾咏年长高拱四十八岁，却对这个后生关爱有加。而他带给高拱的，不单单是经书教育方面的知识。
　　这位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年的退休官僚，绝对有眼力。尽管高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求学者，但出身官宦之家的他多少懂一点官场上的规则，他热衷于仕途经济方面的学问，很喜欢问一些有关时事和政治方向的问题。

　　于是，在这里，贾咏不必遮掩，有一说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第一次直白地了解到了官场上的众生面目、权力倾轧、勾心斗角，还有，刚刚发生不久的“大礼议事件”。
　　再之后，高拱离开了贾老师，慕名来到了河南开封，就读于大梁书院。这是当时河南最有名的书院，可谓名家荟萃，藏书丰富。
　　正是在这里，高拱开始发生质变。
　　日期：2013-11-11 23:11:47
　　在此期间，他翻阅了孔孟儒家经典、申韩法家著作，以及先秦以来的史学文献，他就是来读书的，可是随着书越读越多，知识越学越杂，似乎高拱内心没有多大触动。反而渐渐地带上了某些痛苦的体验，说不清什么，看不清什么，听不清什么，以前从不敢怀疑的圣人之言，似乎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
　　一点点地，思维变得杂乱，高拱可能走进了死胡同。读书的苦恼大约就在这里，很多现实问题跟书中描述的不一样，他不知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有什么可坚持的。
　　心理上的困境远比现实中的困境难得多，此时高拱遇上了最麻烦、最难挣脱的事情——信念危机。
　　高拱漫无目的地游荡，希望能找出点什么，时间过了很久很久，视线变得很乱很乱。
　　直到有一天，他在不经意间翻开了一位学长的著作，读着读着，他变得欣喜若狂，就像尼采在书摊上看见叔本华的著作那样，仿佛一切找到了答案。高拱沉浸于这些书中，并不断寻觅此人其他的书作。
　　这位学长名叫王廷相（1474~1544），早年曾就读于大梁书院。
　　实际上，对高拱来说，王廷相也不算是外人，他是高尚贤的老同事，两家有通家之谊。王廷相为高拱的祖父高魁撰写了墓志铭，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0），王廷相去世，高拱也精心为他做了传。

　　王廷相，字子衡，著名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一。他在哲学上造诣很高，对以往的唯心主义进行评判，并提出唯物性的改造，他论证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正统思想的叛逆。
　　从此，高拱迷上了这些，极力推崇王廷相，他夜以继日地钻研，并加上了自己的思维和认知，这些书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
　　其实，关于高拱的一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他的哲学思想。这么说吧，高拱是一位学院派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哲学大师，他的人生近似于一部哲学史。
　　可我实在不是一块写哲学的料，我们只简单一说吧。
　　“权”和“经”的辩证。

　　高拱对此有一套独特的见解，他把“权”和“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这两者的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无定之经，无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正也”。
　　是说，权和经是对立统一的，凡事皆有经，其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
　　“义”和“利”的辩证。
　　高拱认为，“苟出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于利，则义皆利”。
　　是说，只要摆正了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不见得不好，并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从而阐发了他的“义者利之和”的经济思想。
　　高拱批判着程朱理学和社会弊端，提出了“权变”和“功利”主义思想，主张“事必求其实，并虚心以求其是”、“身体力行，行贵于之”。
　　等等等等。
　　这些辩论看起来晦涩难懂，其实很简单，一说就明白，就好比金庸武侠里华山派气宗和剑宗的较量，就是用哪一套理论来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