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11-20 22:05:07
　　第十七章：太武灭佛（2）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信仰基础薄弱，信众很少，经济上更是差劲，但随着统治者们对佛教的不断扶持，其实力越来越雄厚，信徒越来越多，寺院规模越来越庞大，寺院的田产也越来越丰厚。
　　到了北魏时期，历经东汉、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代的佛教，已经发展成一个结构严谨的组织，信仰基础非常稳固，政治地位也十分特殊，大量百姓为了逃避赋役，有的削发为僧尼，有的投靠寺院成为奴仆和佃户，佛教僧侣甚至还通过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方式，聚敛了大量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其情形和日本战国时代的僧侣大名以及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贵族很相似，他们和世俗贵族一样，拥有大量财产和附属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寺院拥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大量财富被一群完全不事生产的僧侣把持，丝毫不用看朝廷的脸色，佛教寺院俨然成为独立于北魏之外的国中之国，慢慢地开始世俗化，乃至最后挡不住横流物欲的冲击，渐渐腐化堕落，本应纯洁清净的寺院成了藏污纳垢之所。

　　拓跋焘感觉自己的统治权威受到了佛教威胁，于是这个曾一度信奉佛教的帝王开始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佛教。
　　拓跋焘将佛教看作是敌人，是因为佛教寺院把持了大量财富和人口，而仇视佛教的并非皇帝一人，拓跋焘的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反佛队伍，那就是士族阶级。
　　士族阶级，这是一群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的阶层，他们将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终生信条，儒家哲学是典型的“入世哲学”，而佛教哲学则是典型的“出世哲学”，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子文人看到佛教的势力渐渐壮大，开始不安。于是，出于一种担忧，也出于一种嫉妒，他们急于对佛教进行严厉打击。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崔浩。
　　日期：2013-11-20 22:05:53
　　前面已经有所提及，魏晋以来，中原士族热衷玄学，崔浩就是其中代表，不但通读四书五经，且对阴阳五行、神仙方术很有研究——他是儒生的同时也是一位玄学“票友”。

　　后来他认识了一个人，迅速改变了他的信仰。
　　这个人名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个道士，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少年出家为道。他曾宣称自己遇到过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授予他“天师”之位，拥有大批信众，在道教中地位甚高，他大力整顿了当时的道教，成为南北朝时代具有代表性的道教人物。
　　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寇谦之离开修行地嵩山，进入平城，而后结识了崔浩，二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畅谈，崔浩说古今兴衰，寇谦之谈阴阳术数，寇谦之对崔浩的博学强记大为赞赏，而崔浩对寇谦之的谈玄说妙钦佩不已，因为玄学正是道教的理论基础，所以，崔浩这个业余的，见到寇谦之这位专业的，立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崔浩在寇谦之引导下皈依了道教，成为一名道教徒。
　　与此同时，崔浩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压制佛教的法宝，那就是道教。
　　是宗教就有竞争性，道教需要从佛教那里“挖墙脚”，招徕更多的信众，佛教和道教之间，不需要挑拨，就会起争端。
　　但他又很清楚，佛教在魏国根深蒂固，信众甚多，势力庞大，要想将其击垮，必须借助皇帝的力量，而想要得到皇帝的支持，最佳方案是：让皇帝信奉道教！
　　日期：2013-11-20 22:12:59
　　如何才能让拓跋焘对道教产生兴趣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让拓跋焘对道教感兴趣，把道教变成拓跋焘容易接受的宗教。
　　于是，崔浩和寇谦之便开始对道教进行加工，他们把儒家思想的理论大量掺杂进道教体系中，并且吸收了大量佛教经典的内容，还将佛教的斋戒、祭祀等仪式改装后为道教所用，并将“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等道教固有思想浓墨重彩地大加渲染……最后，道教以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崭新形象出现了。
　　然后，崔浩把改装后的道教送到了拓跋焘的面前。
　　拓跋焘很顺利地接受了被崔浩、寇谦之改装后的道教，成了一名道教徒，为了表明自己已坚定不移地信奉了道教，他大肆宣传道教，在平城东南建立了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他亲受符箓，兴建道教宫殿，又在440年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并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侣还俗服兵役，不准私人奉养僧尼。
　　皇帝都信了，大臣们还说啥，朝廷中一个个文臣武将也都开始信奉道教，道教以迅雷之势发展起来，道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弹压了佛教，但总体来说并未造成严重打击，佛教依然呈现欣欣向荣的发展势态。
　　太武灭佛的导火索是一次起义。
　　盖吴起义。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匈奴族的一支——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聚众十万，叛离北魏，遣使上表依附刘宋，并自称“天台王”，成立了自己的官僚机构。北魏花了很大力气才在第二年八月将起义镇压。就在平定盖吴叛乱时，北魏士兵在长安城一座寺院中发现了一些兵器和军需物资。
　　日期：2013-11-20 22:19:27
　　其实，寺院中有兵器并不奇怪，因为寺院财力雄厚，很容易成为匪盗的目标，为了保卫财产，寺院会组建武装力量，甚至会训练大量精于武艺的僧兵。但拓跋焘却一口咬定：寺院中窝藏兵器，就是僧侣参与盖吴叛乱的最好证明！于是，这位帝王在刚刚镇压盖吴起义后就下了一道诏书：
　　杀尽僧侣！捣毁寺院！铲除佛教！
　　于是一场腥风血雨席卷北魏。北魏士兵看到光头就杀，遇到寺院就放火……到处是鲜血，到处是硝烟，举国上下风声鹤唳。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再三上表，请求父亲停止毁佛灭佛的行动，但拓跋焘不予理睬，又下达了一道又一道灭佛的诏书。
　　在这场漫长的灭佛行动中，大批僧尼被杀，大量佛经被毁，北魏国内所有的寺院、庙宇、佛塔无一幸存……北魏佛教得到了拓跋焘想要看到的“报应”，一蹶不振。
　　关于“太武灭佛”这一事件的评价，众说纷纭，现代佛教界许多人士认为，当时太武帝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说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佛教太过腐化，寺院不像寺院，僧侣不像僧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但不能弘扬佛法，而且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不得不灭……但笔者认为，拓跋焘发挥了他一贯的“将事情做绝”的性格，把整件事给扩大化，处理方式十分“过头儿”，结果导致杀人太多，损失了大量潜在的劳动力；焚毁经典太多，对中国佛教文化几乎造成灭顶之灾；捣毁寺院塔庙，造成经济损失不说，还对中国建筑艺术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当然，整个事件中，在一旁煽风点火的崔浩也有责任，就在太子拓跋晃劝说他的父皇不要赶尽杀绝时，崔浩则一个劲儿催促拓跋焘斩草除根，作为拓跋焘的重要辅臣，作为一名熟读儒家经典的儒生，作为一名心系天下的士大夫，他不是劝诫拓跋焘适可而止，反而是煽风点火，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派头，所以也可以这样说：太武灭佛，功在拓跋焘，过在崔浩。
　　但所幸，佛教火种尚存，废佛后六年，拓跋焘在暴虐中驾崩，皇孙拓跋濬即位，是为北魏文成帝，文成帝下诏复兴佛教，佛教遂又逐渐恢复、发展并壮大，与南朝佛教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中国佛教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