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年三月，文渊阁大学士、尚书王掞继四年前上疏密奏，建议康熙早立接班人后，再次学习他的祖先王锡爵在万历年间多次上奏建储，拥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顽强作风，上疏建议康熙“择吉建元”。

　　日期：2013-11-21 16:22:54
　　第一佰零二章
　　随后公司高管掌河南道事监察御史陶彝、掌浙江道事监察御史范长发、掌山东道事监察御史邹图云等各御史 共十二人也集体打报告建议确立接班人。这一次康熙再一次做了别样解读，认为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动摇清朝。如此奸贼，朕隐而不发，可乎？(《清实录》)”结果此次事件中的十三言官被谪西北(王掞因为已年过八十，由其子代行)，更有四人死在塞外。
　　康熙经营公司六十年却阻滞于接班人瓶颈，六十八岁万寿节还为此大动干戈，实在是接班人模式之惑的代价。
　　第五，组织危害：
　　作为接班人人选，出于选战时扩充实力的需要，必然会对公司组织的集体利益加以侵占。这对公司组织无疑是一种危害。《清世宗实录》就记载，皇八子允禩曾经把“皇上所交利益旗下银十万两内擅自动用五、六万两私买人口，益(以)张羽翼”。
　　而允禩做贝勒期间，累积的家产可谓巨万。山海关内外及盛京等地“总计大粮庄十三所，占地约计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亩，丁口子女合计三千三百四十八口，住房四千二百七十五间。此外，在苏鲁克地方尚有牧场，牛羊三千余只。”语出《黑图档》。
　　允禩之所以违制侵吞如此多的财产，不仅仅是出于贪婪，而是另有所图。比如他为了笼络原工部司官岳周，自出当铺“数千金”用于填补其因为贪污而导致的亏空，使得岳周心甘情愿为其驱使。另外允禩还喜欢交结三教九流之士，每有所得就将他们养于秘室，以图大用。相面人张明德在太子被废的关键时刻推荐允禩接班，就是他养士的一大功效。允禩养士出手大方，即便是弃而不用之人，也以百金相赠。由此他的礼贤下士声名得以形成，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多金。

　　在这方面，允禟、允禵也是当仁不让。允禟的强项是派人偷挖、走私国家管制商品人参，低买高卖，拒交税款，牟取暴利。更为严重的一点还在于，允禟以皇子身份带头破坏公司组织的人参采集制度，而董事长康熙苦恼于接班人之争无暇他顾，导致公司管理不力的情形每况愈下，损失不是一般的严重。语出《清世宗实录》卷四五里记载，“闻去岁(康熙四十六年)有满洲侍卫官员到产参地方四处刨挖，将军不敢禁止，关口不敢盘查，捆载到京，发行不计其数。”

　　另外“允禟讹诈王景曾(户部侍郎)银五千两”，“诈都统满丕银一万两”，“又诈得原任吏部郎中陈汝弼银六百两，原任内阁学士宋大业银五百两，原任河南府知府李廷臣银一百二十两”等，还与班柱儿、何玉柱(此二人都是允禟信任之人)“合谋诈永福(明珠孙)银三十万两”。允禟敲诈勒索的对象中既有重臣明珠的孙子，也有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吏部郎中及地方知府等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非允禟党。

　　党同伐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敲诈勒索来的钱财又可以用作选战资金，既打击了对手，又壮大了自身实力，可谓一举两得。而对公司组织而言，这样的耗散性行为导致人心离散，为吏治废弛、政务推诿等一系列弊端的产生提供了助推力。
　　而允禵的情形尤为严重，性质也更恶劣。因为他用来作交易的竟然是军费，严重伤害到公司组织生存的第一基础。允禵受命为抚远大将军时，慷国家之慨将二十万两军饷白白送给允禩，又将六万两送给允禟，以求在接班人选战中结成利益联盟。事实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西北军在允禵治下，风气大溃，“浮冒侵欺，勒索赫诈”者众，事后追查，发现各问题军官侵吞的军饷总额达数百万两之多。

　　允禵之所以对此种伤害公司组织的行为放任不管，是因为他自己也置身其间，和他人一起大挖墙角。
　　由于接班人选战中潜规则横行，公司其他高管也不可能独保自身清白。这里面的情形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流合污，成为候选人的棋子或工具，为他们的政治立场买单；还有一种是消极避世，试图谁都不得罪，也不为谁负责。
　　头一种的代表人物是年羹尧与隆科多。此二人官居要职，是众多候选人拉拢的对象。而他们也仿照候选人的潜规则，贪污受贿，勒索财物，甚至把持组织人事大权。隆科多以清圣祖孝懿仁皇后之弟、佟国维子、康熙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的显赫身份，索取“赵世显、满保、甘国璧、苏克济、程光珠、姚让、张其仁、王廷扬、年羹尧等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
　　对川陕总督年羹尧都敢敲诈勒索，说明潜规则横行已到了何种令人不堪的程度。而年羹尧也利用自己疆臣的身份，操控西北的组织人事大权，把“自己人”胡期恒、王景灏提拔为甘肃、四川巡抚，从而使自己成为实际意义上的西北王。

　　胤禛当时正是看到了年羹尧有钳制抚远大将军允禵的特殊作用，以为其选战服务，才对年羹尧的飞扬跋扈暂时隐忍，直到他成为公司新任董事长，接班人危机彻底消除后，才腾出手来收拾太过出位、已然挑战董事长威权的公司高管年羹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后一种情形主要指当时公司的组织风气，一潭死水，毫无生机。《清实录》记载当时“九卿坐班，多有不齐，及至会议，彼此推委，不发一言，或假寝闲谈，迟延累日，会一二科道新进者，冒言于众，便群相附和，以图塞责。在九卿迟延一日，内而六部八旗，外而各省，俱因以迟矣。
　　以此为属官安静。乃至保举议行事件，又有请托贿赂等弊。”组织效率何其底下，接班人之争导致的党派林立，使得公司上下无所适从，一发言就错，一做事更错，所以“有为”不如“无为”。康熙末年，各省藩库钱粮亏空“或多至数十万”，“是侵是挪，总无完补”，户部库银亏空高达二百五十余万两(老大二年十一月上谕)。
　　而另一方面，由于公事不可为，公司上下人员多忙于私事。河南阍乡某县令假公济私，以收取火耗为名侵吞白银六万五千两；松江提督染指兵粮，贪污白银三万四千多两。接班人之争背后呈现出来的公司上下吏治废弛、政务推诿、假公济私等情形，对组织实力的损害很是严重。康熙末年，江浙“鱼米之乡”出现“饥民抢米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整个公司组织的骚动加剧，危机感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接班人之争已经波及到组织的生存、稳定与发展。
　　(注：老大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除自己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排行。)
　　日期：2013-11-21 16:39:22
　　第一佰零三章
　　十七、官场红人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