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内外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震动。

　　社会上开始广泛流传“三不可”之说，即“法度不可变，刘逵不可用，蔡京不可罢。”
　　数日之后，彗星消失了。
　　宋徽宗对赵挺之和刘逵的施政措施很不满意，对罢免蔡京之举有些后悔。他的心事被郑贵妃发现（就是后来的郑皇后）。郑贵妃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父亲郑绅。郑绅又透露给了翰林学士郑居中。郑居中自称是郑贵妃的从兄弟，经常来郑绅家拜访。
　　郑居中感觉这是一个表现自己政见的好机会，他立即进宫，对宋徽宗说：“陛下建学校，兴礼乐，置居养院、安济院，这都是造福百姓的措施，怎能全部废除呢？怎能说这是逆天之举呢？”
　　宋徽宗深以为然。
　　礼部侍郎刘正夫也进宫向宋徽宗进言，与郑居中说法相同。
　　客观地讲，蔡京主导的崇宁变法的确让北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一、政治上，旧党势力已得到清除，结束了蔓延几十年的党争之祸，为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政治基础。
　　二、经济上，重视农桑，鼓励开荒，尤其是调节了茶、盐、钱法等经济政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三、军事上，出兵十万征西，收复青唐失地，巩固边防，提升了皇帝与朝廷的威望，提高了宋朝的国际地位。

　　四、教育上，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学校教育网络，以学校教育取代旧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举，史称“崇宁兴学”。
　　五、民生上，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民生保障机构。居养院用于救助鳏寡孤独者，安济坊用于救济有病而无钱治疗者，漏泽园则是政府划出地皮安葬那些无力举丧的穷人。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惠及全民的一项民生工程，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独创性。
　　有人说崇宁变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份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有人说，“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还有人说，蔡京是通过变法“聚敛钱财”，将原有的变法精神完全改变。
　　时代不同了，变法当然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际情况而进行，哪能完全照搬呢？
　　蔡京的崇宁变法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既一脉相承，又有所调整与深化，这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实际效果来看，崇宁变法取得的成就要比熙宁变法大很多。
　　朱熹在他的《朱子语类》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094年（绍圣元年），章惇被宋哲宗调入京城担任宰相，在他进京上任途中，蔡京去拜访他，拿出一份建议书给他，建议实施学校教育和设置安济院。章惇看后还给蔡京，说：“这些事留给你自己以后做吧。”
　　这个故事说明，蔡京早就开始关注民生之政了。
　　日期：2014-10-05 10:10:32
　　蔡京第一次罢相仅仅十个月。
　　1107年（大观元年）正月，蔡京复拜左仆射，第二次出任宰相。这年年底拜太尉，第二年正月拜太师。
　　蔡京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政治地位更加稳固。
　　他意识到崇宁年间在打击元祐党以及政敌方面有些扩大化，于是陆续进行了一些甄别与平反。

　　他接受以前的教训，实行宽柔之策，奏请宋徽宗大赦天下。
　　他召集百官议政，朝廷中政治斗争的严峻气氛有所缓和，“天下大治，四方向夷。”
　　可是，蔡京与宦官童贯的矛盾却在暗中逐渐加深。
　　蔡京与童贯本来关系很密切。崇宁初年，童贯从杭州回京担任内客省使，蔡京推荐他去西北前线担任监军，与王厚一同开边，从此他逐步发达起来。
　　在对待童贯问题上，蔡京与弟弟蔡卞产生严重分歧。
　　早在崇宁四年，蔡卞就反对任命童贯为军事统帅，他在宋徽宗面前神情很严肃地说;“内臣为帅，非盛世事。贯闻臣此言必不喜，然朝廷事体可惜。”
　　蔡卞从宋徽宗那里出来后，遭到蔡京与执政吴居厚、张康国、邓洵武等人“群噪之”。
　　蔡卞感到很孤立，遂请求离开朝廷，外放知河南府。
　　那个时候，童贯羽翼还没丰，翅膀还没硬。

　　后来童贯身价倍增，他掌控着西北军政大权，侍功骄横，对西北军政将领官吏的选拔，完全撇开朝廷，绕过蔡京，直接奏明宋徽宗。
　　这既伤害了蔡京的自尊，也破坏了朝廷的制度，引起蔡京极大的不满，两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109年（大观三年）五月，宋徽宗念及童贯在西北开边战功显赫，下诏授予童贯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是一个显示皇恩和崇高社会地位的荣誉官衔。
　　对这个诏命，蔡京坚决反对并且拒不执行，他忿忿而言：“童贯是一个宦官，让他担任节度使都有些过分，怎能再授予他使相呢？”
　　蔡京的强硬态度，让宋徽宗感到很恼怒。
　　皇权又一次遭到挑战。
　　童贯听说此事后也非常生气，他暗中秘密联络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大臣，上朝弹劾蔡京。他又鼓动郭天信进宫对宋徽宗说：“太阳中出现了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详。”
　　郭天信在太史局任职，宋徽宗任端王时，他曾预言过“王当有天下”，因此，宋徽宗对他的话比较信服。
　　宋徽宗又产生了罢相之意。
　　蔡京屡次进宫求见，均被宋徽宗拒之门外。

　　1109年6月，蔡京上表请求辞去相位。
　　宋徽宗同意，让蔡京再次担任闲职中太乙宫使。十一月，进升蔡京为楚国公，令其致仕，仍提举编修《哲宗实录》，每月初一、十五上朝。
　　这是蔡京的第二次罢相。
　　蔡京这两次罢相虽然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为出现了“天变”。古人认为，出现天变，就意味着朝政有缺失，作为总领朝政的宰相理应承担责任，要么直接罢免，要么引咎辞职。
　　其实，这只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
　　蔡京两次被罢相，本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蔡京以相权冒犯了宋徽宗的皇权。
　　自宋神宗以来，北宋政坛已经形成了一切权利都属于皇帝的局面。蔡京竟公然挑战这个局面，宋徽宗岂能容忍？
　　年轻的宋徽宗其实政治头脑很精明，很善于运用政治手腕，他要牢牢掌控最终决策权，他想将大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明朝王夫之说，蔡京根本不是什么权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弄臣而已。
　　其实，蔡京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弄臣。他既没有挟持皇权独揽朝纲之念，更没有专心追求皇帝宠幸和狎玩之意，
　　他所追寻的是这样一个理想局面，即相权与皇权共治天下。这是封建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与追求。
　　可宋徽宗不这样想。他认为，相权是为皇权服务的，相权不能对抗皇权。所以，他既要利用蔡京的才干为自己服务，又要适时打击一下蔡京的气焰，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打击蔡京，实质是打击他所掌控的相权，目的是给满朝文武显示一下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给你高官厚禄，也可以让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身败名裂倾家荡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