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续）
　　日期：2013-10-30 11:52:17
　　《五、踯躅不前》（下）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期间，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西藏达二十年之久的藏王颇罗鼐于公元1747年去世了。做为与阿尔布巴之间那场卫藏战争胜利者，颇罗鼐于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攻入拉萨正式掌权，并由台吉晋封为贝子，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又晋封为郡王，成为当之无愧的西藏第一人。颇罗鼐牢牢把握着地方政权，即使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当时在他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宗教象征。

　　西方学者评价道，颇罗鼐是西藏最有趣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巧妙地利用西藏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派系纷争，使自己飞黄腾达起来。在能力情操方面，他既没有卓越的天才，也没有崇高的爱国思想，除了平静地统治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去也不想干预。
　　西方学者很可能带有偏见地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他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清廷统治西藏的工具，但他很机智地设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清廷承认他是西藏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的人。另一方面，颇罗鼐做足了表面文章，对清廷在礼仪上极为恭顺，小心翼翼地不使经常对他抱有戒心的北京政府找到怀疑他的依据。
　　按照西方的观点，当时西藏夹在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两大强权之间，在中亚政治大竞赛中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也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行动。颇罗鼐决不可能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清廷对他的监督极为严厉，而除了不在他控制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庞大黄教系统外，西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力量，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因此，颇罗鼐明智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金川战争开始后，颇罗鼐立即派出大批藏军参战，但这些人马似乎只是做给皇帝看样子，因为他们明显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过，藏军首领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清军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使得友军的侧翼门户大开，不得不临时收缩战线。尽管颇罗鼐对冷宗鼐做出了严厉惩罚——他宣布对冷以叛乱论处，主动请求皇帝将其斩首，不过乾隆不想为此伤了和气，认为处罚过重，最后改为死缓——但很难说其中有没有做戏的成分。

　　颇罗鼐死后，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成为第二代西藏多罗郡王。对于金川之战，如果说颇罗鼐之时虽然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但他毕竟派出了大批人马去意思一下了，那么到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则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按照清朝和藏族两方史料的记载，这位藏王生性阴险暴虐，他一上台就派人暗杀了自己的兄长和侄子，随即秘密调集人马准备谋反，打算脱离清帝国做第二个罗布藏丹津，至于派兵去金川参战的义务，自然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时候的国际形势，对清帝国还是很有利的。东北方向，中俄先后于公元1689年和公元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尽管对在这两个条约里中国吃了多少亏一直争论不休，但毕竟实现了两大帝国间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况且金川战争进行时，沙俄正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明争暗斗，根本无暇东顾。
　　西北方向，经过和通脑儿之战与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帝国和老冤家准噶尔汗国两败俱伤，终于在雍正末年实现了停火，随后又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正式勘定了双方边界，恢复了互市贸易。准噶尔在噶尔丹策零汗王统治下处在最鼎盛时期，农牧手工业兴旺发达，日子过得很滋润，战场上吃过亏的汗王专心治理内政，不想再主动挑起清准战争，而战场上同样吃过亏的清廷此时也无意西进，因此两国十几年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清帝国突然收到准噶尔汗国提交的申请，说是噶尔丹策零汗王已经驾崩，新汗王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希望途径清帝国领土前往圣城拉萨，为先王的灵魂祈福，并向黄教僧侣们发放布施。准噶尔人笃信黄教，因此乾隆没有理由不批准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正当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战争，于是只好同意。
　　该使团的人数超过三百，其规格相当高，包括三个高级行政官即宰桑，三个黄教大喇嘛以及其他几个次要的喇嘛。对于他们，帝国当局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皇帝了解到，这个喇嘛教朝圣使团的团长竟然是一位穆斯林的时候，更加提高了戒心。乾隆也许不知道，在准噶尔汗国治下，中亚各种宗教友好相处，汗廷的常客里既有宰桑喇嘛，也有伯克阿訇，而这个名叫马穆特的伊斯兰教徒，应该也是汗王座下的高参之一。

　　在超过一千人的清廷护卫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准噶尔使团于公元1747年8月进入柴达木盆地，再经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此时正逢藏王颇罗鼐去世，西藏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焦虑的乾隆皇帝不停地催促使团加快行程，赶紧办完事滚蛋。
　　西方学者认为，清廷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是出于“预防严重的、长期的金川叛乱可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据说有证据显示，在金川的叛军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至于他们是有组织地参战还是仅仅出于个人行为，则不得而知。
　　“由于中国当局从未放松警惕，金川叛乱才没波及西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准噶尔使团入藏十分担忧，特别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探西藏情报”。于是，乾隆屡屡下旨表达对张广泗的进度不满，严令他尽早结束金川战争，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深宫中的皇帝哪里知道深山中兵士的辛苦，到了这年九月，面对着大小金川高高耸立的坚固碉楼，举步维艰的张广泗仍无计可施，他沮丧地向乾隆报告，除了用火攻一法，似乎已别无选择：“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
　　仿佛是为了安慰皇帝的情绪，张广泗又说您先别着急，现在我又发现了对付碉楼的新招——“应用火攻”。他在奏章里写道：“现派弃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
　　那么，清军真地是“已有成效”了吗？
　　请继续期待下篇《六、损兵折将》
　　日期：2013-10-31 11:16:50
　　《六、损兵折将》（上）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费那么大力气还搞啥火攻，直接把大炮推到碉楼前面，三下五除二轰他丫的不就得了！当年八路不就是这么端鬼子炮楼的嘛！您可别欺负俺没文化，俺记得起码打明朝起就有红衣大炮了，据说连努尔哈赤都是被那东东轰死的。
　　想法不错，可惜无法实现，理由也很简单——大炮确实有，可根本推不到碉楼前面，因为它们都不是野战火炮，移动起来十分困难，甭说推上山，连过条大马路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