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刚刚死了老婆的乾隆对小舅子关照得无微不至，他听说傅恒每天“起身甚早，行走甚急”，便要求大学士的随从们“留心视大学士体中若何，如行走从容，则可不必劝阻，倘稍有勉强，伊等即当竭力劝阻”，为了避免傅恒不听劝阻执意疾行，皇帝还苦口婆心地说，“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公平而言，尽管是含着银汤匙出生，但与前两任主帅张广泗和讷亲相比，国舅爷的工作作风踏实得太多了，工作态度更是判若云泥，而他的工作强度之大，甚至让正扮演加班狂角色的皇帝也感到担心。在一份上谕中，乾隆写道：
　　“经略大学士跋涉长途，冲寒前进，日间既鞍马劳顿，入夜又须将朕商定机务一一详悉办理陈奏。”数九寒冬，每日长途跋涉，白天骑马赶路，晚上又要给我写奏章商量事情，真是难为你了。
　　“朕虽屡经降旨令其节劳，而既有传谕事宜，在途次势不得不于驻宿之地查办，目下已至军营，诸事并集，悉烦经画，仔肩更重，调度更繁，精神更宜爱养。”虽然我一再让你注意身体，但迫于军情紧急，你也只能在每晚赶路的间歇来处理事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现在到了抵达金川大营，军务更多责任更重，你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好好保养。
　　“日间虽无事驰驱，可以料理诸务，至夜间则宜稍为憩息，断不可复加勤瘁，以释朕悬注。”白天忙碌也就罢了，到了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可别再连夜加班了，以免让我担心。

　　“现今军行旁午，朕刻在殷怀，经略大学士启处不遑，朕亦切为廑念。而万几在御，宵旰时勤，若更因经略大学士之夙夜殚心，萦神远注，不益重朕西顾之虑耶。”皇帝对小舅子不仅晓之以理，更动之以情，派你出征是为我分忧，可如果你累坏了身体，不是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吗？
　　“即如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皇帝还举了个例子，就拿今天接到的这道奏章而言吧，我注意到它是丑正二刻（大致相当于凌晨两点多）发出的，如果你不是彻夜加班的话，怎么可能那时候还办公呢？
　　“抵营后，倘仍似此劳瘁，实非朕拳拳驰谕之意。经略大学士其善体朕意。加意保重。”姐夫对妻舅惇惇教诲道，抵达军营后，如果每天还像这样劳累，那我就要狠狠批评你了。你要仔细体谅我的心情，一定要保重好好身体啊！
　　收到这些充满温情的家书般的圣旨，前线的傅恒想必会感激涕零吧。此后，国舅为皇帝兼姐夫东征西讨，简直成了乾隆朝的救火队员，雪山峡谷，大漠孤烟，到处都留下他疲惫的身影，直至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一病不起，不到五十岁便撒手人寰，让乾隆不由得哀叹“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
　　这对郎舅之间，你说帝王心术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罢，总之他们确实成就了所谓君臣知遇的范例，而这位“第一宣力大臣”的盖世功业，正是从这小小的金川开始的。
　　与另一位“第一宣力大臣”、他的前任讷亲相比，除了与皇帝的关系非比寻常之外，此时的清军最高统帅傅恒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之后，乾隆给他制定的目标，再也不是打赢战争，而是要想方设法，尽快结束这场丢脸的战争。

　　（待续）
　　请继续期待下篇《十二、各怀鬼胎》
　　日期：2013-12-10 11:21:19
　　《十二、各怀鬼胎》（上）
　　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外，金川战争也给尚处在鼎盛时期的清朝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据统计，当乾隆十三年底傅恒抵达金川时，清朝户部的存银已经从乾隆十二年的三千二百多万两减少到只有二千七百万两。后人估计，前后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总共消耗了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而乾隆初期帝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白银左右，直到乾隆二十年才突破四千万两。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帝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填入了金川这个方圆不过几百里的无底洞。

　　因此，在派傅恒出征之前，收支越来越吃不消的乾隆已经决定，如果自己的小舅子能一战成功当然更好，但如果他仍然无法突破僵局，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以省币费，以惜人力”。换句话说，不堪重负的皇帝已经动了撤军的念头。
　　其实消耗是双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此时的金川方面，也到了几乎灯枯油尽的地步。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金川所在的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而且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当地农牧兼有，但无论牧业还是农业，水平都不高，因而经济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当初张广泗接管最高指挥权开始，清军就逐渐切断了金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我们一再强调，金川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战略纵横几乎没有，加之本地经济相当落后，因而清军实施全面封锁之后，金川军的供给只能靠吃老本来硬撑，时间一长，自然越来越捉襟见肘。
　　经过一年多的包围，等到傅恒来到金川的时候，当地土著居民已经处于绝粮断炊的绝境，即使莎罗奔土司驻扎的勒乌围和他的侄子郎卡镇守的噶尔崖，金川这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也不例外。据一些投降清军的当地人称，除了勒乌围还有极少量的粮食储备外，包括噶尔崖在内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断粮，几乎所有人都饿得受不了——“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他们还说，现在粮价已经涨上了天，一两银子最多也只能买到十五碗青稞。

　　另一方面，金川的人力资源也几近枯竭。当地人口只有数万，从中选出几千士兵已经是抽丁的上限了，尽管金川军胜多败少，而高高的战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保护，但莎罗奔毕竟没有乾隆那样几乎无限的人力补充，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损失无论多小可也是损失。早年曾在岳钟琪帐下屡立战功的大金川土司完全清楚，如果清军不顾伤亡持续进攻，自己这几千号人马迟早是要一个个拼光的。

　　看到这里，也许记性好的读者会有疑问了，你说得不对吧，前面不是写了，有不少西藏来的喇嘛加入了金川军吗，为此乾隆还曾怀疑藏王颇罗鼐和达赖喇嘛是不是别有用心故意派他们来捣乱，怎么现在又说金川军没有人力补充呢？
　　其实，乾隆当初的怀疑很可能是先入为主了，在皇帝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所有的藏人都是信喇嘛尤其是信黄教（即清朝重点扶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的，而事实上，金川人虽然属于嘉绒藏族，但他们却并非黄教徒，甚至，当年这些人连佛教徒都不是，他们信仰的是一种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宗教——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