苯教即苯波教，在民间俗称“黑教”，它是藏区最古老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推行鬼神崇拜，许多学者认为它其实是萨满教的一种，“苯波”就是该教的巫师。苯波教曾是强盛一时的西藏吐蕃王朝的国教，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势微，当时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十分激烈，甚至直接导致了吐蕃王朝的灭亡——吐蕃赞普、狂热的佛教徒热巴巾被苯教大臣谋害，而扬苯灭佛的继任赞普朗达玛则又被佛教僧侣刺杀，群臣分别拥立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吐蕃陷入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强大的帝国最终解体，具体经过这里不再赘述。

　　吐蕃之后，随着佛教的再度复兴，西藏本土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苯教节节败退，其中心渐渐迁移到包括嘉绒地区在内的藏区边缘地带，而大小金川地区的嘉绒第一神山墨尔多，遂成为苯教新时期最重要的神山。今天，除了四川甘孜外，西藏林芝、甘肃甘南、四川甘孜和青海的部分牧区也还有少量苯教寺院存在，但该教早已不是藏区的主体宗教。
　　据说，被赶出西藏中心的苯教徒痛定思痛之后，明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吸收了大量佛教的经典教义和表现形式，形成了与原始苯教（俗称‘黑苯’）区别较大的雍仲苯教（俗称‘白苯’），这种新苯教剔除了以往血祭杀生等诸多不合时代的表现形式，最后除了一些细节方面，其外貌与藏传佛教已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大多数的苯教庙宇，第一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里的僧人也多按喇嘛着装，就连寺门上悬挂的都是佛教信徒赠送的“佛光普照”横幅，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这两种宗教有什么区别，往往混为一谈。
　　只有进入寺中，才能感受到苯教那些特有的标志，比如采用八字箴言而非六字真言，代表吉祥的卍字与佛教正好相反等等——与佛教徒顺时针转山转湖转经不同，苯教徒采用逆时针方式来转，这是双方一个明显区别。笔者曾去过几座苯教寺院，记得当僧人介绍说寺内供奉的护法神是释迦牟尼时，笔者不禁感慨万千，要知道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们大多来自被降伏的苯教神灵，如今到这里反而颠倒过来了。

　　在嘉绒藏区，苯教曾是这里的主体宗教，但现在即使在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地区（包括丹巴、金川和小金县），曾遍地分布的苯教寺院如今也很难看到了。苯教在嘉绒的衰落与金川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包括莎罗奔等人在内，嘉绒的土司们多信奉苯教，战争中金川军也获得了大多数苯教寺院的支持，而嘉绒藏区的苯教中心——金川的雍仲拉顶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不仅为莎罗奔出粮出力，还组织僧侣念经，诅咒杀来家乡的清军。

　　因此，那些跑来支援金川军的喇嘛，大概并非佛教喇嘛，而是各偏远藏区偷渡来的苯教僧侣，他们与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并无多少干系。对于这些饱含悲情的殉教者来说，为莎罗奔（从留下的史料分析，此人很可能既是金川土司，同时又身兼苯教在当地的大祭司）而死，很可能有着圣战般崇高的意义：在持续千年的漫长退让后，他们自认为已经退无可退，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苯教最后的圣地。

　　此事还可以从侧面得到旁证——清军胜利后，在乾隆皇帝的严令下，大量苯教僧侣或杀或关，当地的苯教寺院大多被迫改宗为黄教，只有少数当初支持朝廷的庙宇才得以幸免。身为嘉绒苯教的核心和金川土司的信仰支撑，雍仲拉顶寺更是被彻底摧毁，清廷后来在其原址上兴建了黄教的广法寺，乾隆亲自下令该寺由京师直接选派黄教喇嘛进行管理。战后，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显然获得了巨大利益，使得苯教的嘉绒最终变为佛教的嘉绒，因而他们当初也不太可能派出僧侣火中取栗，匪夷所思地为异教徒对抗强大的官军。

　　（待续）

　　日期：2013-12-11 11:12:38
　　《十二、各怀鬼胎》（中）
　　就在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金川土司莎罗奔偷偷给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绰斯甲安抚司去了一封信，后者当时加入了清军阵营，派出土兵配合官军共同攻打大金川，这家土司战后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不断加官进爵，其统治一直延续到解放前，这封信的内容因而能够保存至今。
　　在信中，金川土司恳请绰斯甲土司看在双方都是苯教徒的份上，别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莎罗奔写道：
　　“我促浸（大金川的别名）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都是《甘珠尔》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神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这一带传这雍仲苯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仲苯教也就完了。”

　　《甘珠尔》本来指的是藏传佛教的大藏经，更确切的说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分，以与注疏部分的《丹珠尔》区别。前面我们说过，苯教徒逃离西藏中心后，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教义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中就包括模仿对手也像模像样地搞出了苯教自己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莎罗奔的意思是，请绰斯甲土司勿忘同教兄弟的情谊，不要支持身为异教徒的清军，否则就会严重危及苯教信仰。
　　但是，绰斯甲土司并没有接受规劝，反而变本加厉地帮起了异教徒，而究其原因，并不是此人天生犯贱非要搞窝里斗，而是他实在不敢把宝压在教友莎罗奔的身上。
　　为了支持自己的小舅子，乾隆可谓花了血本，亲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朕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朕实为之抱惭。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为此，皇帝下旨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京师、东北等地再增派三万五千名满汉官兵参战，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金川前线的清军总兵力已经突破了六万，这个数目很可能大大超过了金川的全部人口。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清军具有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微薄的绰斯甲土司怎么敢轻举妄动。
　　为了鼓舞士气，乾隆专门向金川前线的将士们颁发了谕旨，里面写道：
　　“金川用兵几及二载，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勇登先，摧锋陷阵，然亦非独士卒之过也。”放心，仗打到这个地步，虽然有你们不努力的因素在，但也并不全是你们的责任，朕是不会追究普通官兵的过失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对此负责呢？皇上说了：“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毫无谋略，畏缩懦怯，并未身亲督战，而且号令不明，赏罚不当，将弁因而效尤。至临阵时，亦择可以障蔽之地为全身计，惟令士卒冒险受伤，士卒独非身命乎？”显然，乾隆讲主要责任推给了这两个倒霉蛋，宣称由于他俩的种种无能和怯懦，才给士卒们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其士卒两年以来，重罹锋镝饥寒之苦，虽在军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实为主将所误，咎归主将，则伊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皇帝打一巴掌揉三揉，再次声明不会追究将士们的罪过，朕既往不咎统统原谅你们，要算账的话也要算在讷、张两个混蛋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