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26 18:09:00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当中，这种思想还会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不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程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他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呆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日期：2014-07-28 15:20:06

　　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有交游，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曾国藩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非常高兴，答应做他的老师。
　　曾国藩行完拜师之礼后，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日期：2014-07-28 15:23:49
　　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