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倭仁,字艮峰)的修身功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日期:2014-07-29 16:00:55
倭仁听罢,前往书房拿出日记,小心翼翼地递到曾国藩跟前,说:“赐教不敢当。日记全在这里了,涤生兄可拿回去细看。”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感到由衷的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如此胸怀坦荡,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除去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把握住这种苗头,提前想好应对的办法,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日期:2014-07-29 16:03:01
1831年,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抽烟太多,遭到了山长刘元堂的当众训斥。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决心戒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他的这个新名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当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抽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做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嗾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又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当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国藩又狠下心来,将所有的烟具全部毁掉,把所有的烟叶子全部倒掉。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自此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抽过烟,直到去世。
曾国藩戒烟和我们一般人戒烟一样,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其实,我们都知道,戒烟的最大敌人不是烟瘾本身,而是自己的内心能否拒绝烟味的诱惑。我们普通人戒烟往往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国藩在这方面强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我们只能“泯然众人矣”。
日期:2014-07-30 14:48:09
在戒烟的同时,曾国藩在戒除懒惰、戒除骄傲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同僚的眼中,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水平已经能够和倭仁媲美。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使曾国藩在京城当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誉度,这对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曾国藩不断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他的仕途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朝考过后,曾国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国藩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从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1847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面对如此浩荡皇恩,曾国藩有点得意忘形,他在家书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然而,曾国藩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正二品大员。不久,曾国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一人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户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他都要管。在汉人一直受到压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中枢掌握这么多重要的权力,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曾国藩的高升,离不开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的提携。关于这一点,野史里面有着精彩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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