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虽然永乐朝宦官肆意威福的情况比较严重，但他们慑于永乐皇帝的威严，纵然放肆，还有所顾忌。而永乐帝朱棣对放手任用的宦官，控驭亦较严，像黄俨这样的心腹宦官，也不是完全偏听偏信。好比黄俨与少监海寿一起来使，都得到朝鲜的重贿，而黄俨对海寿颇为防忌，每当另有“讽取”时，总不忘提醒：“慎勿令海寿所知。”海寿却是瞪大眼孔，黄俨索贿之事都没逃过他的眼睛，回国后即报告了皇帝，并得到皇帝密旨，让他提醒朝鲜国王：黄俨索贿的事已为陛下所知，切勿再有行贿之举。显然两位使臣之间有相互监视的任务，朱棣对太监们在朝鲜的作为，并不是昧然无知的。但是到了宣德朝，公子哥出身的宣宗，对宦官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这使得他们胡作非为起来，更加放肆无忌了。

　　日期：2013-12-21 19: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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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不称朕　百拜！
　　日期：2013-12-22 00:28:33
　　第一章 明代第一个“大太监”黄俨
　　八　乘隙投石（1）
　　自吕氏之案后，永乐帝朱棣消停了几年，再未对朝鲜招摇他的雄性激素。这几年，正是永乐朝廷的多事之秋，国家内忧外患日亟，而朝廷内部围绕“国本”（即储君之位），党争激烈。虽然朱棣在北巡期间，总是委托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代为处理日常朝政，但朱棣并不喜欢这个身体肥胖、反应迟钝的长子；太子又称东朝、东驾，随着朱高炽在帝位继承人的宝座上越坐越久，东宫渐渐成为朝政的另一个中心，作为一个权力欲极为强烈的专制君主，朱棣对围聚着东宫而形成的新兴政治势力怀着天然的疑惧。为此，皇太子经常为一些小事得罪，受到严厉的处罚。这是皇帝（朝廷）与太子（东朝）的矛盾，也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由于皇帝与储君的关系存在裂痕，使得皇太子之弟汉王朱高煦始终对储位怀有非分之想，为此他从不停歇地攻击东宫，试图推倒兄长，重砌属于他的王朝未来。这是当朝政治的次要矛盾，它从属于皇帝与东宫这一对主要矛盾。
　　而皇太子被聚焦于这两大矛盾的中心，他一方面不断遭到父皇的无情打击和压制，一方面又迎受着汉王党的持续围攻，长时间内其地位危如累卵，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势。
　　这是永乐十五年前永乐朝政治的基本格局。（详见《明宫闹鬼》之《三雄争嗣》）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朱棣依靠他强大的专制权力，不顾群臣的强烈反对，硬行通过决策，决定营建北京。
　　朝臣的反对是有理由的：北边形势并不那么严峻，蒙古已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对明朝边塞的威胁大为削弱。自永乐七年以来，皇帝频频发动对漠北的战争，又下西洋、通西番，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国力虚弱，民生疲敝，正望休息。若在此时又大兴土木，建设新都，必然加剧百姓的痛苦，很可能使国内出现新的动荡。而此时最大的边境危机，不在北而在南：被纳入疆土不到十年的交阯行省（原安南国），开始发生严重的动乱。朱棣被迫在离京前，派丰城侯李彬率重兵镇守交阯，对骚乱的全境进行武力弹压。可是皇帝如能坐镇南京，更有利于调动南方诸省兵力，处理棘手的交阯危机。

　　但朱棣对所有的不同意见采取了置之不理的强硬态度。
　　其实，对于父皇一人推动的迁都计划，皇太子朱高炽一点都不认同，但由于其地位太过敏感，他又没能获得父皇的全副信任与托付，所以他接受东宫辅臣的建议，违心地对营建北京表示了附议与赞同。
　　永乐十五年二月，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在北京启动，随即朱棣再度北巡，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北巡，他从此再没有回过南京，帝都南京已注定成为一座“废都”。
　　朱棣在出发前，做出一些必要的政治安排，首先将不安分的十九弟谷王朱橞废为庶人，之前他已废掉七弟齐王朱榑，这两位王子被削爵监禁后，宗室中再无人有能力对燕王这一系攘夺来的皇位发起挑战了。朱棣还在起驾之时，公开宣布汉王朱高煦的罪行，将他改封于山东乐安州。这等于向群臣表明，觊觎皇位、野心勃勃的二皇子高煦已经失宠，在政治上一败涂地了。
　　跟前几次一样，皇太子朱高炽在父皇离京后，再次受命在南京监国，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父皇在启行之前拔掉了他在政治上的劲敌，他的地位从未如此的稳固过。
　　拥戴皇太子的群臣（主要是文臣）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从此之后，诡谲多变的朝政也能得到稳定，他们更希望在政治上得到皇帝信任的皇太子能够在时局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但与朝官的感受完全不同，司礼监太监黄俨对日益明朗的朝政发展方向感到深深的忧惧和不安。他知道，他是皇太子深恶痛绝的人物，将来太子一旦即位，他的命运如何，或者干脆说，他的下场如何，将不敢想象。
　　他的宝投错了，这是一个赌徒从轮盘开始旋转之时就已经注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