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在困苦中度日如年的时候，朱元璋正忙着装扮他皇帝的新妆，他宣布“以明年为吴元年，建庙社宫室，祭告山川，命所司进宫殿图”，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始设文武科取士”，五月“初置翰林院”，八月“圜丘、方丘、社稷坛成”，九月太庙和新宫殿相继落成。十月，置御史台，定律令，正郊社、太庙雅乐等等。
　　九月，明军攻入城中，张士诚带着残兵进行巷战，最后退到家中，关上大门自缢，部将赵世雄及时赶到将他解救下来。
　　朱元璋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徐达派李伯升、潘元绍等人前去劝降，张士诚虽己是几上之肉，但仍不屈，面对劝降者，他闭目不答，于是士兵破门而入，将张士诚抬了出来，押往南京。
　　平江被围时，张士诚曾对妻子刘氏说：“我战败了，活不了多久了，你有什么打算？”刘氏说：“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辜负你！”城破之日，刘氏命人把张士诚的一群小妾赶到楼上，纵火烧死，然后上吊自杀。
　　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被押解到南京，中书省李善长坐堂审问，张士诚沉默不语，态度傲慢，李善长大声呵斥，张士诚却骂他是狗仗人势，李善长大怒，骂道：“你这个盐枭，应该处死你！”

　　张士诚被押送朱元璋处，两人见面后，朱元璋问道：“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张士诚说：“有什么可说的？天日照你不照我！”朱元璋大怒，命武士用弓弦将其勒死。
　　张士诚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统治集团的腐化堕落，他本人以享乐为能事，将政务委以其弟丞相张士信，张士信又将政务委任给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三个参谋，他们把持政柄，使政局窳败，文恬武嬉。苏州有民谣：“张王作事业，专靠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黄、蔡、叶三人后来在城破时被俘，朱元璋把他们腊成肉干，悬于苏州城墙，以应“干瘪”之谣。

　　除了腐败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缺乏远大志向，没有打造庞大的战争机器；二是为驭下比较宽容。这两点正好与朱元璋相反，但张士诚不失为一个讲义气、有气节的忠厚之人，善于以恩抚众，因此将士们都忠实于他，他对辖区的百姓施行仁政，得到百姓的认可，直到明朝建立后，苏松一带的老百姓仍称张士诚为张王，而称朱元璋为老头子。

　　对此朱元璋十分忌恨，对张士诚的士兵和辖区内的百姓施以残酷的报复。
　　以往朱元璋在征战中从不杀降，对俘虏的政策是改造利用，借以壮大自己，瓦解敌军，然而在攻打张士诚的战争中，他一反常态，授意徐达等人大开杀戒，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接到旧馆捷报后，朱元璋密令：“吴王亲笔：今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十一月初四日捷音传至京城，知军中获寇军及首目人等六万余众，然而俘获甚众，难为囚禁。今差人前去，教你们军中将张军精锐勇敢的留一、二万，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军中暗地去除了当，不必解来，但是大头目，一名名解来。”稍后，朱元璋又改变主意，给徐达发去一封密令，说：“今后就阵获到寇军及首目人等，不须解来，就于军中典刑。”旧馆降军因此至少有四万人被坑杀。

　　建国后，朱元璋对苏松一带的老百姓征收重税，并大量迁徒这一地区的富民，以此报复他们对张士诚的拥戴。当时全国税粮总计2900万石，苏州需交290万石，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松江在宋朝绍兴年间，税粮只有18万石，朱元璋一下子提高到98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120多万石。松江虽不到苏州的一半，但是松江的面积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因此松江是全国赋税最重的地区。

　　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是无法支撑的，只有用物产代替，这促进了苏松手工业的发展，苏州大力发展丝织业，成为全国丝绸制品中心，松江则大力发展棉纺业，“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
　　日期：2013-01-10 08:37:48
　　二十五、方国珍因身段柔软保命却难逃宿敌刘基黑手
　　攻克平江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其余将士各有赐赉不在话下。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封赏自己，这次他打算封自己为皇帝。
　　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大的胜利来为新王朝的诞生献礼，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下令兵分四路席卷全国：一、汤和为征南将军往征方国珍；二、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副之，率二十五万人北伐中原；三、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福建陈友定；四、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取广西。

　　四路大军有三路指向南方，方国珍部首当其冲，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他和张士诚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曾贩卖过盐，张士诚是“操舟运盐”，方国珍则“贩盐浮海”；两人起事都是因为激情杀人，张士诚被人欺负赖帐（富家多陵侮之，或负其直不酬，遂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方国珍则是被人诬告勾结海盗（国珍怨家告其通寇，国珍杀怨家）”；两人起事都有众兄弟帮忙，张士诚有士信、士德，方国珍有国璋、国瑛、国珉，这一点陈友谅和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两人起事后都梗阻了元朝的槽运，张士诚梗阻了河运，方世珍则梗阻了海运；两人都不属于红巾军系统，没有强烈的反元意识，因此胸无大志，满足于割据一方；两人为了自保，都曾在名义上投降过元廷，通过漕运给元大都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

　　但两人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方国珍起事更早，至正九年，大元帝国海清河晏的时候，方国珍就在海上起事。张士诚起于至正十四年，当时国内红巾起义己经如火如茶了；张士诚更加刚烈负气，而方国珍更加懦弱投机，因此在和朱元璋的斗争中结局不同。
　　方国珍脸色很黑，但是身体却很白（长身黑面，体白如瓠），他的性格和他的肤色一样鼠首两端。在和元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他时叛时降，变化多端，在朱元璋、张士诚渡江南下之前，他至少己经四降四叛了。
　　方国珍多次调皮，但元政府对其高举胡萝卜而很少加以大棒，这主要是因为方国珍善长航海，元军对其鞭长莫及。尤其是张士诚起事后，横亘于元廷和方国珍之间，客观上充当了方国珍的人肉盾牌，朝廷对方国珍更是鞭长莫及。张士诚阻断河运后，朝廷又有求于方国珍的海运，不得不对其好言相劝，以高官厚禄相诱惑而不收施以暴力手段（元既失江、淮，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而无以难也）。

　　当元廷勾引方国珍投降时，他的手下劝他不要接受招抚，应乘机扩张地盘，割据一方，方国珍说：“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最终方国珍接受了元朝“海道漕运万户”的职位，满足于占据浙东庆元、温州、台州等地。
　　方国珍得益于张士诚，但也受到了他的祸害，张士诚南渡后，方国珍首当其冲，因此当元廷要求方国珍夹击张士诚时，他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干得很卖力，双方大战于昆山，方国珍七战七捷，止住了张士诚南下的脚步。
　　张士诚和朱元璋闹翻后，四面受敌，为了对付主要敌人，张士诚不得不投降元廷，并通过元廷和方国珍达成谅解。
　　方国珍刚刚挡住张士诚南下的脚步，朱元璋的手就从西边伸了过来，至正十七年，朱元璋攻下婺州后派使者蔡元刚出使庆元，寻求方国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