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由于阻力较小，这次冯胜没有让朱元璋失望，三路明军只有他取得了胜利，明军一直挺进到敦煌，降元将上都驴、卜颜帖木儿、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俘获马驼牛羊十余万，从此将河西走廊纳入明的版图，但冯胜在经济上却犯了错误，私吞了一些战利品，朱元璋听到汇报后很生气，没有给他任何封赏（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

　　此次北伐从总体上看失败了，蒙古人地缘优势再一次显现，朱元璋认识到明军无法在茫茫草原彻底消灭蒙元，从此不再轻易深入草原。
　　朱元璋放弃了对草原的征服，战略目标由大一统转为谨守内地，工作重心也从军事转为政治，为了防止武将利用战争机会拥兵反叛，朱元璋尽量避免战争，他宣布了永不征讨的十个邻国的名单，在国防方面，以屯田设卫、修筑城池为主要工作，对蒙古人采取守势，只有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发动战争，这一战略转变使明朝呈现出黄仁宇教授所谓的“内向和非竞争性”的性格。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前往山西、北平练兵备边，临行时召见他们说：“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卿等慎之”。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病死于塞外，朱元璋的心腹大患得以解除，元朝反扑的能力大大降低，洪武十一年（1378年），元嗣君爱猷识里达腊病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朱元璋的防御战略，自洪武五年以后，虽然北方边境仍有战事，但规模都不大。

　　日期：2013-02-01 09:24:36
　　四十一、明初恢复封建礼法以维稳为宗旨
　　随着战争硝烟的渐渐散去，朱元璋的工作重点也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他的雄才大略不仅体现在打江山上，而且体现在治江山上，建国后善政遍及方方面面，各项制度建设不仅全面，而且合理，足以指导后世，对此《明史》评价道：“（太祖）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至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杀人不多，在治在下的过程中，不时有文臣武将人头落地，可见治天下的过程要比打天下难得多，对此朱元璋早有深刻的认识，早在大革命胜利前，朱元璋就对手下谋士孔克仁说：“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孛罗拥兵犯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挟太子以称戈，急私仇，无敌忾之志。思齐辈碌碌，窃据一方，民受其害。士诚外假元名，反覆两端。明玉珍父子据蜀僭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今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大事可成，天下不难定。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千头万绪，朱元璋首先从稳定抓起，这项工作也贯穿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元末农民大起义是用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宗教形式组织发动的，朱元璋所属的红巾军是其中最大的一支，他吸取了这一教训，严禁上述宗教活动。
　　《明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洪武十七年七月，有盱贻人献天书，朱元璋怒而斩之。
　　元末有许多义军的首领都是当地富豪，在乱世中他们庞大的家产难以保持，于是散尽钱财并利用其家族在当地的势力组织招募义军，他们的初衷带有自保的性质，但是后来都发展成割据一方的势力，有些甚至意欲吞并天下，朱元璋手下大将邓愈、冯胜，缪大亨起兵的过程有类于此，朱元璋深刻认识到富豪地主是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明军底定天下后，虽然地主豪强起兵的可能性大打折扣，但是他们在元末乱世中养成的无法无天的习惯仍然存在，在当地作威作福，日常生活中违反礼制，破坏封建等级制度的僭越行为广泛存在，这些也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出于上述原因，朱元璋决定效法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做法，将富民迁徙到南京和凤阳这两个政府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使其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从而削弱他们的势力。史载：洪武三年（1370年），徙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5300户于南京；三十年（1397年），又徙富民14300余户于南京。这类做法常被人们认为是反腐的举措，实际上是维稳。

　　朱元璋说：“以前汉高祖徙天下富豪于关中，我当初不以为然，现在看来，凡事都有它的理由，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不得不这样做。”
　　这些富户被强制迁徙时，只能带走金银细软，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则被收归官有，迁徙后不准随便离开凤阳回到原籍。
　　一些被迁徙到凤阳的江南地主，思念故土，常常扮成乞丐回家去扫墓探亲，为了发泄对朱元璋的不满，他们自编了一个凤阳花鼓词，边走边唱：“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一民谣一直流传至今。
　　强制迁徙富民的做法贯穿终洪武一朝，累计涉及人口一百万。后来朱元璋又利用郭桓案等经济案件打击富户，导致“民中产以上者，大都破产”。方孝儒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加强法制建设是朱元璋维稳的另一个重要手段。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保障。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中，礼崩乐坏、封建等级制度荡然无存、法律被严重践踏，许多人目无尊长、无视王法。朱元璋曾明确提出：“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洪武三年八月，朱元璋又说：“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因此，他下大气力加强法制建设，以恢复正常的封建秩序。
　　早在建国前的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就命中书省制定律令，成立了以李善长为总裁官，参政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的起草委员会，李善长等人提议：“历代的法律，都以汉九章为宗，到唐代时，集各代法律之大成，应该参考唐律制定新朝法律。”朱元璋批准了这一建议，李善长等人就以唐律为蓝本制定明律。十二月书成，共有令145条，律285条。

　　建国后，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不够完善，决定继续修订，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十一月，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洪武七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共30卷606条，后来在实践中原来的律条有所增减。朱元璋把法律看成是维护统治不二法宝，高度重视，律条草案每写成一篇，都要亲自过目，他让人把稿件贴到宫殿两侧墙壁上，以便随时加以裁定。

　　洪武二十二年，刑部奏请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明律》进行了更定，直到洪武三十年才正式颁布，朱元璋此次更定《明律》的目的是要把自己多年的统治经验作个总结，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