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棉的种植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有明一代，无论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都是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质，行销世界。一百五十年后的隆庆时期，明朝正式开放海禁，丝绸、瓷器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一度横扫国际市场，有好几年都是将当年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
　　棉花的大面积推广也是一项德政，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己经传入中国，但直到南宋灭亡，一直没有很广泛种植，南方人过冬一般穿麻布，而北方人过冬则主要用皮毛所制的裘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皮草。宋朝末年的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要贵重，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才能穿上轻暖温柔的棉衣，但他们的棉衣也不多，破了以后多次补缀，继续使用。元朝从中亚引进棉花后棉纺织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海南黄道婆为棉纺织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己载入史册，但棉布在元代仍是王公贵族的奢侈品，经过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棉衣在明朝己成为百姓的寻常衣料。

　　日期：2013-02-05 10:33:38
　　四十三、朱元璋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探索
　　不仅重视老百姓的吃穿用度，朱元璋还很重视社会建设，他不断探索，精心设计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洪武三十年，在总结农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朱元璋出台了《教民榜文》，内容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村民自治、移风易俗、邻里互助、社会风气、道德建设等等方面，刻画出了在他的开明统治之下农村生活的一幅颇为理想的景象。
　　朱元璋试图通过落实这些要求，增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一种美妙的社会秩序。
　　在居民自治方面，朱元璋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村民自治，严禁地主官员干涉及居民事务，他严禁官吏下乡，依靠里长治理村民，以防官吏害民。他认为老人洞查世事，人情练达，德高望重，而且清心寡欲，值得信赖，因此村里的里长大多由老人担任，称为里老。他建立了一种老人断案理讼的乡村自治制度，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盗窃、骂人、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踏禾稼、亵渎神明等可由老人和里长来审断，只有严重的案件如通奸、偷盗、诈骗、仿冒和人命案件才报告地方政府审理，朱元璋认为里老和普通村民住在一起，比较了解情况，因此裁决会比较公正而且切合实际。在审讯时可以使用打板子等轻刑，但不得设置牢狱，不得拘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再接着审。如果乡老里长也犯了罪行，应由其他乡老里长审理，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的过程，地方官员不许干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官员敢于干预，一并治罪。

　　邻里互助方面，朱元璋提倡邻里守望，劝导农民合作。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有钱出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春耕秋收的时候，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有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做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里老不管事的要受到处罚。为了做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亲睦”朱元璋专门发布了乡里之间互助互济的文告，说：“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就是百贯，每户五贯，百户即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这或许就是现在结婚份子钱的来历。二十八年二月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为了增加村民们的交流和集体学习的机会，教民榜文规定，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讲话和宣读朝廷最新发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的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人都将被发配或充军到边远地区。

　　移风易俗方面，洪武五年，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里中富户要接钱给饥寒交迫的贫民，孤寡残疾者地方政府要进行抚养，不让他们流离失所。乡亲们按照岁数大小，相见揖拜，不要违反礼节。婚姻不要看钱财多少。丧事按照家庭条件，不要拘于阴阳忌讳之说，停柩暴露。流民复业者各就丁力耕种，不要以旧田为限。僧道斋醮杂男女，大事骗吃骗喝，有司严治之。闽、粤豪家不许阉人子为火者，犯者抵罪。”这个诏令内容十分丰富，重申解放奴隶，提倡以富济贫的协助精神，反对以钱财为目的的婚姻，日常生活中群众以岁数大小论资排辈，见面的时候要行礼，丧事不要受迷信影响停柩暴露，禁止巫师行骗，禁止闽、粤一带大户人家阉割别人家的孩子为奴等等，这些条文兴利除弊，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道德建设方面，《教民榜文》规定，本里有孝子贤孙、义夫节妇，里长老人可以直接上奏朝廷，同时文报官府转奏，地方官员在接报后也要上报，否则就以失职论处。本里有每里每乡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分别用来榜示好人好事和坏人恶事。朱元璋发布了明代版的“八荣八耻”——“六谕”，内容包括：要孝敬父母；要敬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孙；让每个人都安居乐业；勿为非作歹。为了宣传“六谕”，朱元璋要求每一个里准备一种特殊的铃（木铎），村里的残疾人士时常手持木铎，巡行于乡里道路上大声宣读“六谕”。

　　社会保障方面，洪武十九年，朱元璋下令有关部门调查民间老年人口，并给予优待（诏有司存问高年）。规定：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产者罢给米。应天、凤阳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社士，九十以上乡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都和县官享受同等礼仪，免其家人田税劳役。鳏寡孤独等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每年给米六石。

　　流动人口管理方面。朱元璋认为，人口流动是不稳定因素，规定：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村民互相监督，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出入作息，家里有几口人，都从事什么职业，邻里间必须互相知晓（人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业务，俱在里甲）。对那些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人，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送官，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都要受到牵连。朱元璋还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凭引（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或身份证）制度，对各行各业的活动方式及范围，作了严格规定：商人要有商引，无引者以奸盗论处；贩盐要有盐引，卖茶要有茶引，无引者以走私论，处死刑。除了这些职业证件，百姓外出还要有路引，凡去到百里之外，而无官府发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赏，纵容者问罪。这样，全国人口就被牢牢固定在土地上，被安居乐业了。这种以牺牲活力来换取稳定的方式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繁荣、稳定密不可分，只有稳定，才能繁荣，尤其是在农业社会对流动性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