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大诰》序言中要求司法部门严厉反腐说道：“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正是因为他的苛严，各有关司法单位才会加大工作力度，惩处的贪官的情景才会蔚为大观，人民群众对这一景象是非常喜闻乐见的。

　　当然，利用重典酷刑打击贪官污吏只是朱元璋反腐惩贪的一个方面，而从严律己、罚不避亲则是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又一特色。古人云：正人先正己。朱元璋抓反腐败首先从自身抓起。击败陈友谅后，李善长得等人其宫内一张镂金床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却说，此床与昏君孟昶的七宝溺器一样，用则丧志，下令砸毁。立朝之后，朱元璋就宣布，宫中不再设女乐，又令儒士将古代无道昏君的劣迹编辑成书，供他阅读，以便“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他本人经常亲自参与审讯、处置了许多重大的贪污案件，不仅杀曾立过大功的贪官，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杀，驸马都尉欧阳伦偷运私茶到边境贩卖，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欧阳伦处死。

　　从某种程度上说，朱元璋统治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对贪污贿赂打击最激烈、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尽管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也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起到了整肃一代的作用。经过长期的严酷打击，一大批腐败官员受到惩处，官场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涌现出陶安、陶垕仲、郑士元、方克勤等一批清官，使得政治清明，吏治廉正，深得民众的拥护，在有明一代的清官中，洪武一朝的清官数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不仅缓和了官府与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明初完成国家统一、安定社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力保证。

　　考察朱元璋重典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三点：
　　一是使用重典只对官不对民。对于人民群众普遍适用的刑法，朱元璋主张宽大。朱元璋让李善长、刘基等人制定法律，反复斟酌轻重，务求至当。他要求规范死刑程序，防止发生冤狱。洪武元年，朱元璋对中书省大臣说：“审罪当平恕，古时除了大逆不道，罪止及当事人。老百姓有犯法的，不许连坐。”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下令：凡天下罪囚，需经刑部、都察院详议，大理寺覆谳，然后才能奏决执行。二十年，他又放弃皇帝私刑，焚锦衣卫刑具，将狱中罪囚交刑部处理。
　　尚书开济曾经向朱元璋建议实行严法，朱元璋说：“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开济惭愧而退。参政杨宪也主张重法，朱元璋对他说：“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说：“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朱元璋反驳道：“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陈宁听后惭愧退却。朱元璋还曾经对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养民的肥肉，刑罚，是治民的药石，舍仁义而用刑罚，那等于是用药石来养民，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明史?刑法志》认为，《大明律》中有许多条款体现了朱元璋的恻隐之心（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比如说一个人犯了死罪（十恶不赦除外），如果家里有老人没人赡养，不得处死，要报朱元璋亲自裁量（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
　　又比如一个人年轻或健康时候犯了罪，在年老或患病的的时候事发，适用年老或患病时的宽大条例；一个人少年时候犯了罪，长大以后事发，适用少年时候的宽大条款（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
　　上述朱元璋论法的精神，虽与现代有所不同，却体现了仁慈宽大的情怀。
　　二、重典只适用于一时，而不许后世使用。朱元璋不断强调后世只能按《大明律》办事，不得法外加刑。洪武二十八年，诏曰：“朕起兵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典，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又曾和懿文太子出郊，亲指道旁荆条，对太子说“古人用这个东西打人，虽能伤人但打不死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儿当念之。”

　　三、朱元璋在适用法律时，参考伦理道德，非常灵活，从不生搬硬套（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其中不少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沅陵知县张杰因犯法当罚作劳役，老母一人守节在家，年老无人养了，朱元璋听后赦免了张杰的劳役，并给他发了工资让他回家养母（秩杰，令终养）。有一个死囚的妻子给丈夫诉冤，法司部门请加以黥面之刑，朱元璋认为妻子给丈夫申冤属人之常情，说道：“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有一个老百姓被人诬陷入狱，他的儿子直接到刑部上诉，司法部门欲治其越级上诉之罪，朱元璋得知后说：“儿子为父亲诉冤，人之常情，不可治罪”；有一个人的儿子犯了死罪，父亲行贿有关人员请求免死，御史得知后打算治其行贿之罪，朱元璋说：“子论死，父救之，情也，只能追究其子，赦免其父”等等。

　　对于朱元璋的法制，《明史》评论：“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
　　清代学者赵翼评论：“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然帝未尝不慎重刑狱。盖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固帝之深识远虑也。”
　　明史专家孟森认为：“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偿滥及平民，且多唯恐虐民，是以谨守成法而致成诸案”。
　　上述说法切中肯綮，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全貌，从而改变对他残暴嗜杀的片面看法。
　　日期：2013-02-08 09:33:23

　　四十六、空印案的背后是打击墨吏
　　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集中表现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上。两案因杀人多而备受争议，朱元璋也因此饱受世人诟病。
　　两案本质上是朱元璋对全国财税系统的大规模整肃，在许多人看来，空印案蛮不讲理，郭桓案犯了扩大化错误，有滥杀无辜之嫌。一些作品还将两案与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相提并论，等而视之，共同作为朱元璋血惺和残暴的证据，这种看法是不妥的。
　　朱明皇朝接收的是元朝遗留下来的贪腐成性的官僚队伍，财税系统是贪腐的重点地带，这个系统本来便是一笔糊涂账，弊端在宋元以来便是如此。朱元璋对财税系统的官僚机构及其队伍的不满由来已久，对户部工作要求很严，据史料记载：“终洪武朝，为户部尚书者四十余人，皆不久于职，绩用罕著”。
　　朱元璋之如此关心这个系统实际操作的状况，因为财税是一个国家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王朝庞大的支出是靠它来维系的，朱元璋容不得这条性命攸关的补给线有丝毫差失，因此抓住空印案和郭桓案，狠狠整顿与税粮有关的各级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