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莲这才恍然大悟，说：“原来是这样，这事我是知道原因的。前几天学卫会开会，觉得食堂饭菜不仅不好，而且很贵，需要立即改革。商量之后，随即采取了一些行动。第一，派三位同学去调查菜市的菜价，理出一份详细的菜价表。第二，学卫会在全校学生中物色做菜能手，并开了动员大会，让他们接替被我们赶走的食堂员工。第三，对食堂其他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造，比如桌椅方向、菜的分量和价格等等。”

　　曹步古忍不住赞叹说：“照你的意思，饭菜是同学做的？”
　　艾莲还没有回答，曹步古就又说道：“怪不得到处看见的都是年轻的面孔，原来都是同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这样一来岂不就耽误他们的学习了？”
　　艾莲说：“这也是当初反对学生治校的一个最强音。就此，学卫会目前做了这样一些工作。第一，同学之间是志愿服务的关系，每天都有一批同学换岗。你为我服务，我为你服务。比如，食堂的学生为其他同学服务。再比如，刚才你看见铲雪的同学，他们也是在服务。总之，本着志愿服务、共同劳动、平等分享的原则，每个同学都参入到学校的管理和运行中来，按照其特长分配不同的服务内容，然后享受各项服务和劳动果实。”

　　曹步古瞪大了眼睛，一动不动地听艾莲说着。
　　艾莲继续说：“第二，改进以前不妥当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的学习真正跟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目前采取的初步教学方法是，高年级同学教低年级同学。再比如，我们会把相关的学习课程放到劳动中去，让同学们在实践中真正掌握。这一点还需要具体商量。另外，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书籍，提升同学们的自学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曹步古张大了嘴巴，说：“学卫会的胃口真不小！”
　　艾莲却说：“这还只是全部计划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我还不清楚。”
　　曹步古不再说话了，一边吃饭，一边陷入沉思之中。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恐惧正笼罩着所有的同学，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学生治校的改革会比较顺利，但是恐惧能维持多久呢？想到这里，他看着艾莲，眼里流露出一丝可惜的神情，心想，他们十人领取了勋章，想在最后时刻促进一系列变革，可是他们能活多久呢？据我所知，这样的变革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只有文丨革丨时候出现过，但那提供的多是反面教训，直接的经验还真没有地方可以借鉴。再说，就他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来看，就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在教学方法改革上来讲，就不应该把所有大学老师都赶出校园。

　　曹步古吃完了饭，接过艾莲递来的纸巾，擦了一下嘴，一个念头又冲进脑海：可是如果不在开始把所有老师都赶出校园，这些改革是没有办法展开的。等改革走上正轨之后，再去请回一些真正的学者来做大学老师，也还是可以的，那时候，嗯，那时候就应该是学生聘请老师，而不是学校分配老师给学生上课。
　　想到这里，曹步古的脸颊闪烁出一股兴奋的光芒。
　　艾莲默不作声地陪着曹步古吃饭，看见他此刻的表情，突然觉得很眼熟，想了一想，才想起来，以前在平凡脸上看见过。那时平凡正在十人会上畅谈着即将启动的学生治校改革，说得慷慨激昂，他们九个人，连孤僻的独孤远、饱受就业打击的关璧都凑近了来听，那时候平凡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女人的直觉告诉艾莲，曹步古和平凡将会有一段不寻常的交往。
　　日期：2012-12-28 14:31:18
　　找到一篇可以給本小说做注脚的文字，贴在下面：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丨革丨的“中央文丨革丨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的报道，1966年8月份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就达1772人。1979年前后，每位死者的家人得到了420元钱的“补偿”。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丨革丨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丨革丨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丨潮丨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丨革丨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日期：2012-12-28 14:32:37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