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5-01-29 20:18:33
　　这点是萧衍亲眼所见的，所以，权衡利弊，萧衍只能再次进行分藩，而藩王的权力却远比刘宋藩王的权力更大，可统御能力却低于刘宋皇室几个档次，所以，萧家皇族一旦内讧，结果是毁灭性的。这点萧衍不是不知，但是，他活着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是镇得住的。可寒山之战的失利，让萧衍的担心又提上来了。
　　但是，分藩就真能抑制住世家大族的腐朽么？当然不，这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士族地主阶级已经是烂到了根子上了。除非一下子切除这毒瘤，否则小修小补根本不起作用，更何况，改革的人——萧衍，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世家大族）呢。
　　既然无法根除这一矛盾，那么就试图将矛盾延缓爆发吧。这时候，萧衍想到了宗教。曾经，石虎为了驾驭不服约束的汉人曾经通过疯狂的杀戮，但后来，石虎觉得，汉人是杀不完的，就算杀完了汉人，羯胡人自己又不会种粮食，那么失去了被剥削的汉人，羯胡迟早要饿死。于是，石虎想到了宗教。而当时的中国，佛教最能平抚人们不满的心，道教讲究无为，这是不可取的，人都不做事了，那吃什么？那就只能用佛教了，佛教讲究行善事，积德，强调“报应”一说，强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百姓愚昧啊，为了死了下辈子投胎到一户好人家，那就必须要做好事，作奸犯科都不行，更别说造反了。老百姓一做好事，那社会秩序就稳定了。

　　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凡事战乱之时，宗教就会兴起，缺乏了中央强有力的控制，百姓只得去佛门寻找寄托，而石虎，孝文帝，萧衍等人，只是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加以积极引导。孝文帝之后的北魏佛教则是大胜，为了使得百姓将皇权与教权联系起来，北魏开凿了石窟，并在石窟上刻上：看，佛祖其实就是长得和我们当今皇帝一个样，所以，你们要像尊敬佛祖一般尊敬我们的皇帝。
　　萧衍对于索虏的这一套做法嗤之以鼻，如此二货的做法岂是我等精英可以做的。萧衍采取的是把自己切身打造为“佛”。萧衍像世人展示着自己信佛的虔诚，修了不少佛寺，自己又四次舍身，甚至还订立了“持斋”这一戒律。萧衍用自己的切身行动来像世人展示这么一个道理：佛就是我，我就是佛。那么，萧衍这一套有用么？个人感觉没用，先看佛教权威达摩祖师的评价。
　　萧衍曾经问过达摩祖师：“我为我佛做了这么多，会有多少功德？”达摩面无表情地说道：“毫无功德。”萧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合着自己做了这么一堆事都是无用功啊。达摩教育他说：“佛讲究‘度人’，而你丫的做什么事情都是带着目的性的，你不是‘度人’，而是忽悠人，你所谓的为佛所做的贡献，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港版西游记看过没？里面那个金池圣僧就是和你一路货色。他专好买袈裟，你专好修佛寺。”

　　萧衍很不喜欢达摩，不喜欢他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但是，这确实大实话，自己无法辩驳。好在不久达摩就去北边了，眼不见也心不烦。再看萧衍御下的臣民如何？虽然在萧衍的推动上，有不少佛教徒，但这与虔诚的基督徒和狂热的穆斯林相比，南梁的佛教徒很多都显得很业余啊，想起佛来了敲敲木鱼。对政府的不满并没有因为萧衍是佛而有所减弱，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同时期的西欧因为“蛮族入侵”而推行政教合一，天主教轻而易举地就成了西欧多国的国教，而萧衍如此虔诚的推行佛教，却始终无法让佛教成为影响后世的国教，由此可见，中国确实缺乏宗教生长的土壤啊。

　　日期：2015-01-29 20:21:41
　　不过，推行佛教治国确实延缓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时间，不过，压抑的越久，爆发的更猛烈。早在三国时代，北方的庶族地主就开始表现出对士族地主阶级的不满了。而南方的庶族地主阶级和士族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在东晋后期，期间爆发了“孙恩之乱”。萧道成上台后的倒行逆施更是激起了“唐寓之之乱”，如果不是萧衍的苦心经营，他的梁朝也早动乱了。但是，之前的两次失败都是因为庶族地主阶级实力过于弱小，而陈庆之北伐，一下子提高了江南本土庶族的政治地位，为江南本土庶族再进行一次反抗提供了契机。士族和庶族这两大地主阶级的矛盾，最终被侯景所利用，演化成了一场大动乱。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真的不能通过改革来用和平方式实现士族和庶族的政治权利交接？理论上是可以的。北魏曾经很接近了，北魏推行过均田制，这在经济上是一个很好地抑制世家大族经济大权的做法。但是，当时的北方是从一个半原始社会半奴隶社会的基础上一下子跨步到封建社会的，由于缺乏之前的旧体制残余，所以他们改革涉及到阶级层面的矛盾很小。当然，南朝也有过这么个机会，那是在刘裕开创南朝之时，当时，刘裕如果凭借着自己的军事威望强行推行这一制度，那么效果将会非常不错，刘宋在经济上便可以重新转型，可惜的是当时的刘宋决策层都没人提出过这一方案。刘裕之后，南朝便永远失去了这一契机，直到后来的陈朝。

　　当然，北魏孝文帝有个非常荒谬的做法，导致他的汉化非但没有让江山永固，反而是结束了帝国的命运。什么做法呢？引入门阀制度，很明显的是，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时，受到崔浩的毒害太严重了，之前崔浩在拓跋焘时代提出汉化改革的时候，头一条就是引进南朝的门阀制度，“崔卢王郑”我老崔家排第一。但后来，崔浩因为经济犯罪被砍了脑袋，汉化改革就此夭折。而孝文帝恰恰是一个忠实的汉化徒，为了汉化改革不惜可以砍了自己太子的脑袋。所以，改革当中就把门阀制度也引进过来了。可殊不知，西晋的迅速崩溃，东晋的疲软不振外加宋齐梁的内耗不断都是拜它所赐。

　　而孝文帝却如获至宝一样将他捧得很高，原本北魏没有士族地主阶级的存在，可以从半原始社会半奴隶社会的模式中一下子跳跃到封建社会的庶族地主阶级当政的时代，可引用了门阀，将这个大跨步一下子鼓捣成了小碎步。原本孝文帝是想通过汉化（封建化）弭平胡汉民族矛盾，结果民族矛盾没彻底搞定，还扯出了个阶级矛盾出来，真是坑爹啊。很快，北魏就尝到了这门阀制度的苦果，北魏军队战斗力迅速下降，朝廷官员迅速腐化，不久，六镇起义来了。从孝文帝改革后到北魏灭亡，连五十年都没到。

　　而以尔朱荣为首的六镇胡人通过暴力叛乱，将原本汉化的成果砸了个稀巴烂，大掀“胡化”之风，民族矛盾又盖过了阶级矛盾。虽然说在社会形态上走了大腿步，但是在大腿步中又有小进步，那就是搞“胡化”的时候对门阀进行大清洗，也算是切割了一个社会毒瘤了。而南朝，却因为没用这么一股大动乱，也没有孝文帝积极改革的决心，腐朽的世家大族只能继续阻碍南朝的发展。
　　那么交代完了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再回到侯景这边，侯景是六镇起义的亲眼见证者，包括他手底下的很多人都是。他们造反不是吃不饱饭，而是贫富差距。大家一起吃不饱饭，没意见。但是，你大鱼大肉，而我却只能青菜馒头，矛盾就来了。 这用专业术语叫“基尼系数”，这个系数一旦高于某个指标，那就可能引发动乱。而造成北魏贫富差距悬殊的就在于引进的门阀制度，既然北魏因为门阀制度而如此，那么在世家大族横行的江南，情况就更不容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