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的时候，朱元璋也加大了对其敲打的力度，几次痛批他的过失，包括因子堕马擅杀家奴，侵占没官妇女，占城使来贡不报等等，虽然这些事情不一定是胡惟庸一个人的过错，但朱元璋己经对他失去兴趣，于是他加快了谋反的步伐（阴告四方从己者）。
　　当胡惟庸被朱元璋敲打的时候，原本参与谋反的御史大夫涂节己经嗅出气味不对，担心事发殃及自身，而胡倒台后中书省无人，自己很有进步空间，于是和御史中丞商暠一起告发胡惟庸的“阴事”，朱元璋大怒，将胡惟庸抓捕下狱，经过一番审讯，胡惟庸认罪并供出了陈宁和涂节。

　　这篇文字虽短，但是前因后果，参与人员、动机、行为乃至心理活动等细节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反观吴晗先生的《胡惟庸党案考》，论述似全面深刻，其实逻辑不明，不得要领，完全不能证明胡惟庸谋反为假。
　　日期：2013-02-28 08:22:32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一、《明史》所记之胡惟庸；二、云奇告变；三、如瑶藏主之贡舶；四、胡惟庸之罪状；五、明初之倭寇与中日交涉；六、胡惟庸党案之真相。
　　第一部分《明史所记之胡惟庸》内容全为堆砌胡惟庸案的相关史料，未加以论述。
　　第二部分《云奇告变》驳斥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得是一个叫云奇的人告发胡惟庸谋反，救了朱元璋一命的故事。这个故事略带神话色彩，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不可信，且其本身仅是一次告发，没有涉及胡惟庸谋反的过程，考证这件事情对于证明胡惟庸案真伪并无多大价值。
　　第三部分《如瑶藏主之贡舶》和第五部分《明初之倭寇与中日交涉》旁征博引论述胡惟庸通倭之事不可信。如瑶藏主之贡舶一事的经过是：胡惟庸暗中指使林贤勾结日本，借故处罚林贤谪居日本，以方便其开展工作，并答应将来再赦罪回国复职，林贤到日本后向倭王借兵，倭王派僧人如瑶率四百人开往中国，然而船刚抵中国海岸，胡惟庸己被杀，林贤只好作罢，朱元璋并不清楚这四百人的来意，把他们发往云南守边，直到洪武十九年经人揭发才知道真相，朱元璋大怒，将林贤族诛，但只将此事归在胡惟庸名下，没有将火烧向李善长。

　　吴晗在此浓墨重彩地考证如瑶藏主贡舶事件为伪，进而认定明、倭绝交和如瑶藏主贡舶事件无关。
　　第四部分《胡惟庸罪状》再次用大量的篇幅考证林贤通倭之不可靠，以及封绩通元之不可靠，并延伸至胡惟庸通其它国家之说也不可信。
　　事实上，封绩通元和林贤通倭一样，只是胡惟庸谋反的外围活动，只是为谋反创造外部条件，不是胡惟庸谋反的关键部分，况且林贤、封绩的事迹不可靠，并不能证明胡惟庸没有指使他们，无论他们在蒙古或是日本干了什么，是否成功都不重要，哪怕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要胡惟庸嘱咐过他们，罪名就可以成立了，因此吴晗长篇累牍的论述这些细枝末节对于考证本案实无多大意义。
　　第四部分《胡惟庸罪状》还列举了胡惟庸 “毒死刘基”“阻隔占城贡使”“私给文臣以没官妇女”“枉法挠政、朋比为奸”

　　等罪状并大加分析，证明这些事都是朱元璋在故意整胡惟庸。
　　从朱元璋因上述事件诛杀汪广洋、进行机构改革、要求畅通耳目的情况看，故意整人之说实难成立。且不说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这些内容都与胡惟庸谋反无关，吴晗至此仍未涉入正题，读者己经焦头烂额了。
　　胡惟庸谋反的关键环节是他和李存义、李善长、陆仲享、费聚、陈宁、涂节等人勾通的事，吴晗对此避而不谈。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跑题了。
　　吴晗的论据有二：一是史料记载不一致。
　　如在论证林贤通倭一事，吴晗在罗列了中、日两国各种不同记载后说道：“如瑶贡舶事在《日本国史》既无足征，中籍所记又荒唐如此，由此可知这本是一件莫须有的事”。
　　又如在论证胡惟庸擅杀车夫一事时，吴晗指出史料记载的矛盾后感慨地说：“同样地是在讲述同一件事，并且用同一笔法，但所讲的事却全不相符，一个说胡惟庸子死，一个说胡惟庸家人被杀，显然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是出于不同的来源，由此可见胡惟庸事件在明嘉靖以前是怎样一个纷乱矛盾的样子了。”
　　二是后来的史料没有印证以前的史料。
　　如在文章的第六部分《胡惟庸党案之真相》，吴晗指出：《奸党录》里记载自洪武八年起，胡惟庸多次密谋行刺朱元璋（自洪武八年以后，惟庸与诸公侯约日为变，绐无虚月，或侯上早朝，则惟庸入内，诸公侯各守四门，或侯上临幸，则惟庸扈从，诸公分守信地，皆听候惟庸调遣，约期举事，其间或以车驾不出而罢，或以宿卫严密不能举事而罢，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约令再举，五年之中，期会不虑二百余），而《明史》和《明实录》等作品里只提到了“以详瑞自喜有异谋”“令费聚陆仲亨在外收集军马”“收集亡命”“通倭款虏”“被责谋起事”这些笼统的事，对于《奸党录》所记的五年来己举而未发的众多事例没有具体化。

　　吴晗对《明实录》、《明史》没有记载《奸党录》所提到的反迹大为不解，他质问道：“何以史文又曲为之隐？”然后用《奸党录》这个大棍子扫倒了一大片史料，断言道：“据《奸党录》所言，则不特《实录》所记诸谋叛动机为子虚，即明人诸家所言也失其立足点”。
　　笔者以为吴晗的两个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关于史料记载不一致的问题。对于历史热门事件，当然会记载纷芸，记载的多了，难免会出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吴晗看出了史料记载的矛盾，但矛盾双方可能是一真一假，怎么就得出两者都是假的结论了呢？
　　其次，后史没有印证前史的问题。《明史》、《明实录》没有转载《奸党录》的细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奸党录》所载 “五年之中，期会不虑二百余”等有关的内容出自口供，大多处于策划和密谋阶段，并未付诸实施，没有具体事例支撑，《明史》、《明实录》无法将其具体化也属正常。就吴晗本人而言，他晚年的经典作品《朱元璋传》对胡惟庸一案一笔带过，也没有对他早年所作的《胡惟庸党案考》进一步细化，但这不能说明《朱元璋传》为《胡惟庸党案考》“曲为之隐”，更不能说明胡惟庸案不存在。

　　最后，吴晗又用性格决定命运之说给出了自己的论断：“胡惟庸本身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滑阴险专权树党之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懦孙弱，生怕和他一起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案的开端。”

　　纵观《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以引用史料为能事，旁征博引让人叹为观止，读者常有浩翰之感以至于折服，但其内容却只在细枝末节上浓笔重彩，无一涉及胡惟庸案的关键环节，完全谈不上“真相”二字。在论证方式上，以批驳史料记载混乱或是没有前后印证导出史料所记事情不存在，最后又以性格决定命运之主观因素落脚，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需要指出的是：谋反作为封建社会第一大罪，与其它罪行有所不同，只要有谋划就可以认定，不必有实施，谋划主要表现在案犯之间串通的相关言论和活动。在本文中吴晗对于胡惟庸等人串连的许多举动并未涉及，无法证明这些活动是不存在的，虽然他引用了大量史料，花了许多笔墨论述一些无关的小事，显得全面而深刻，但因未涉及要害，故而不能证明胡惟庸谋反是莫须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