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野人”是不参加战争的，参加战争的是“国人”。直到后来周宣王的时候，因为“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这里的“太原”并不是指今天的山西太原，而是指广袤原野的意思。“料民”就是登记户口的意思。为什么要登记户口？因为周宣王吃了败仗，国人组成的军队都战死在外面了，不得已才考虑登记“野人”户口，让“野人”即“小人”阶层参加战争，于是开创了“野人”参战的先例。

　　到了后期，征兵制也在不断改革，逐渐有了工资、有了口粮，可以发衣服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规定16岁到60岁的男子无论贵贱，都必须服兵役两年，守卫京师一年称“正卒”，守卫边防一年称“戍卒”。西汉初年，规定年满20岁的男子都要在官府登记，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服役，学习骑射，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者戍边，称“卫士”、“戍卒”。这些也还是征兵制，只是和西周以及更早的时期有所不同罢了，被征来的兵员只赔命不赔本了。

　　有的朋友要问了，你所说的有依据吗？当然有。从周礼、司马法中都能看出来。在当时，田制、民制、军制是一致的，为什么会一致呢？就是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最古老的征兵制。
　　前面说的“五师为军”、“一师两千五百人，一军一万两千五百人”是出自周礼?小司徒中。而司徒是西周时期的地官，徒字从土、从走，双人旁是后来变形出来的。地官里面规定出军队的编制，是不是让人很困惑？
　　周礼?大司徒：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周礼?小司徒：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周礼?大司马：
　　凡令赋，以地舆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对比周礼中以上几段话，就可以看出来了。国家土地、人民的编制和军队的编制是一一对应的，每家征兵一人，一乡征兵时刚好是一军。周礼?小司徒又有“乃颁比灋于六乡之大夫”的说法，而郑玄在注周礼时说：“百里内为六乡，外为六遂”。六乡则有六军，这就是为什么周礼中说“天子六军”。而鲁侯伯禽（周公姬旦的元子）在费（音bì，地名）誓中提到了“三郊三遂”，这里的“郊”就是周礼的“乡”。三乡则有三军，这就是为什么周礼中说“大国三军”。

　　不止周礼中可以例证，司马法中也能证明以上征兵制的说法。
　　司马法逸文：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即戎车、战车）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盾）具，谓之乘马。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

　　以上两种编制虽然互有出入，并且和周礼的不同，但也是军民合一的编制，明显也是征兵制。至于为什么会有以上的不同，我认为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有不同的编制。前面说的周礼中的编制应该是西周时期周国的编制，上面司马法的第一种编制是西周时期诸侯国的编制，上面司马迁的第二种编制是春秋时期诸侯国改革征兵制的编制。
　　日期：2015-01-31 18:32:52
　　我们看周武王在牧誓中所提到的周国的军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司徒、司马、司空不用解释了，都是六卿之列的高官。亚旅、师氏都是地官司徒中的官员，亚旅就是周礼中旅师的副职，师氏周礼地官司徒中就有。千夫长、百夫长就是六遂“野人”的官长。
　　周礼?遂人中记载：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
　　牧誓中的千夫长、百夫长就是周礼?遂人中所说的“千夫”、“百夫”的官长。
　　有的朋友会问了，前面不是说过“野人”不参战吗，怎么这里又有“野人”了？答案也很简单，这些“野人”并不参加战斗，但要负责后勤供应，烧饭、洗碗、喂马，运输军粮、兵器、铠甲等等这些事情都得有人做，这些事情就落到了“野人”的身上。在当时，对于这些负责战争后勤工作的“野人”来说，未必是坏事，他们很可能因为从战有功，而成为“国人”，变成另一种身份。这从文王六师发展成“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的过程就能看出来。

　　另外，乡党的编制在当时是按照血缘关系建立的，并不是按照地缘关系建立的，在春秋时期以前，血缘关系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实际中，也不可能达到那么巧，一乡刚好一万两千五百家，周礼中的说法是当时的理想状态，而现实和理想往往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文王时期的“六师”就是六个族群，至于人数，是难以确定的，但估计应该不会超过一万两千五百人。后来，随着西周的征伐，一些非“国人”的族群在战争中立了军功，变成了“国人”。一些“国人”中的家族在战争中立了军功，脱离自己原来的族群，建立了自己的族群，受封成了某一“师”或某个诸侯。这样，到了成王时期，西周就形成了“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