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议室出来的海容，有时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一出来就在办公室里乱转找人聊天；有的时候垂头丧气一声不吭，坐在他那个稍微嫌小的椅子里用胳膊肘撑着扶手，手指顶住太阳穴，发呆。
　　尽管有时跟他的沟通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看到他这样我还是会主动跟他聊聊。
　　“兄弟啊，还是你们做工程师的爽。”这是他和我聊天时亘古不变的主题，但他每次只说这么一句，从不说后面呼之欲出的那句“做我们销售压力太大啦。。。。。。”
　　我说，那你当初怎么不做工程师呢？
　　海容看了我一会儿，笑了。
　　后来跟team里面其他工程师通电话时侧面了解到，海容在加入思科前曾经在国营企业做到了很高的位置，老板对他的期望值也一度非常高。而这段时间的他销售数字非常不好，每周在例会上会承受相当大的来自老板的压力。
　　我有点明白我现在的压力来自哪里了。
　　我为自己处在这个食物链的最底层而感到有点悲哀。

　　海容
　　项目进展到一个阶段，我们开始做一些标书的前期准备了。
　　我手里拿了一些其他客户的标书作为参考，研究技术应答书变成我每日工作的组成部分。所谓的技术应答书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件，客户方面提出对设备的具体技术需求，一条条地列在那里，要求厂商回答。
　　厂商怎么回答呢，在没看到第一份应答书之前我的脑子里还真没组织出具体的词句。说“我能”？“我一定能”？好像不太专业。
　　看了示范性的标书之后知道，原来是要说“满足”或者“支持”，有的还说“理解并支持”，我觉得这个有点蛇足，既然支持，那么肯定理解；难道还有谁会说“不理解并支持”的吗？
　　可你还真别说，日后我看到过回答“理解并不支持”的厂商，具体名字我忘了。不知道他是粗心打错了字还是想诚心质疑客户提出的技术需求。
　　喜欢和文字较劲，是我的一个大毛病。
　　有天晚上我和海容加班，我应海容的要求把格式修改了几遍的标书再一次打印出来。
　　海容看了一会儿，说这个文字好像还是不对。
　　我说，没什么问题啊。
　　他说，还是觉得不好，再改一下。
　　疲惫无比的我觉得他成功地触摸了我的底线：“我对我的这个标书负责。”我说。
　　之后我们争了起来，一度很僵。
　　办公室里只有那个质量不大好的日光灯镇流器在嗡嗡作响。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兄弟，吃饭去。
　　在那个已近打烊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蟹先生饭店里，我们聊了很多，我记得好像还喝了两杯，就象两个尽释前嫌的老朋友。

　　小陈
　　之后，我和海容的合作变得渐渐顺滑起来。海容说过我们是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那么两只绑在一起的蚂蚱相互蹬来蹬去除了让大家一起难受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他开始跟我聊对于一些项目里关键人物的看法。我知道这对一个销售很重要，我也知道其实一个人在外单兵作战的销售也许有时需要一个旁观者的建议。
　　这个话题后来渐渐变成我们之间的主要谈话内容。经常是我们从客户那里口干舌燥地出来上了电梯以后，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他会问一句，这个人怎么样？我会答一句我的看法。
　　但是关于项目操作具体的思路海容从来缄口不言，我也从来没问。只是看见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代理走马灯一般在我们的会议室轮转。我想，那是他的游戏，我还是继续我的“理解并支持”吧。
　　一次应海容的要求陪一个客户到上海，他叫小陈。我们在机场碰面，小陈长得挺魁梧。一开始话不太多，到飞机上以后我们俩就无话不谈了。
　　到上海已经是晚上，那时的虹桥机场对于出租车的管理还很混乱，尤其是到了夜晚。我们被管理员塞上了一辆标识暧昧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女人，一听说去华亭宾馆，顿时如丧考妣般拉长了脸，同时嘴里的上海话开始不干不净。
　　坐在前座的我用洋泾浜回了一句，册那，侬子卜清爽点！
　　那厮继续咕哝，车出了收费站后她愈演愈烈，索性把车停下了，要赶我们下车。面对这个有点疯狂的女人，我正手足无措，才搞明白情况的小陈大吼一声，你给我开车，信不信我揍你的人。
　　车很安静地开到了华亭。
　　下车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咕咕哝哝地解释了几句。
　　之后我和小陈成了好朋友。有事没事我都去他那里坐坐，不聊生意也聊些大家感兴趣的事情，有时也约着到对面的体育馆去打两杆斯诺克。
　　这是我的第一个客户朋友。

　　老范
　　忘了是思科的哪个老板有过一句名言，说每天工作再累、心情再委屈，只要回家打开电脑看看思科的股价，就什么都有了。
　　当时思科的股价还在上升期，每天创新高变成一件大家很习惯的事情。因此，那时满世界到处开会在思科也变得顺理成章。
　　那年冬天在海南三亚开全国工程师大会。
　　思科开内部会议的传统是普通员工两人共享一个标准间，老板可以单间。每到这种时候，选择和谁同丨居丨变成一件挺微妙的事情：第一，选择范围有限。一般共享房间的都是team里面的同事；第二，各自生活习惯未知。是否抽烟睡觉时是否打呼晚上是否磨牙等等平时彼此毫不相干的生活细节对于同丨居丨的那几个晚上却变得非常重要。
　　那次的会议我和老范同住，当时工程师team里也只有我们俩抽烟。
　　和老范在房间里边抽烟边聊天是我一直以来的美好回忆。记得那时聊些各自的工作感受，接触的有趣人物，以及team里面的人事琐事。老范谈事情一直很含蓄，但我问问题也很执着，结果到最后老范总能坏笑着默许我的推断。
　　我说，没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也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老范沧桑地说，“自古有人处便有纠葛，没什么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还好，地处偏远，够不着。”
　　我说，两个人也有不少麻烦。
　　老范长叹一口气：“都差不多。咳，看在股票的份儿上吧。”

　　John Xu
　　亚龙湾的凯莱酒店有自己的专有沙滩。晚饭后我一个人到沙滩上走，海水一遍遍从脚上掠过，清凉而刺激。我到沙滩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个椰青，躺到凉椅上用吸管慢慢地喝。
　　我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海风渐渐地凉起来了。
　　回到房间，发现老范不在。周围几个房间的同事也都不见踪影，打手机也没人接。日间好像听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叫做兴隆的小镇，那里到了晚间会有精彩的表演。
　　想起这个，我顿时心痒难耐，深悔刚才不该独自跑到海滩去。
　　坐卧不安了一晚，老范回来了。见我就问，刚才你跑哪里去了，打你电话也一直忙音。
　　我眼睛发绿地问他，你们去兴隆啦？
　　老范的矜持表情又来了，他笑着说，一般一般，没什么特别的。
　　又说，别急别急，还有第二场。
　　过了一会儿，房间电话响起来了，老范接起，连着说了五六个“嗯”。放下电话，老范简短地说：走！
　　第二场是John Xu带队，大家打车来到三亚市区吃宵夜。
　　凌晨2点的三亚大街上居然灯火通明，各色人等悠闲自在地晃来晃去。逡巡一番，我们找了一家店，各自挑选喜爱的食物，付费也是AA。我和John Xu率先结束，坐在一起聊了一会儿。
　　在凌晨两点的灯火通明的三亚街头，我和他的谈话好像是在梦中。

　　三带一
　　临登机前，给三带一发了短信，叫他到机场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