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衙门中人不易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果向上司汇报他人意见时，不管他人的言行是否与上司意见相左，为求全面一概不留的汇报，甚至一些批评乃至谴责之类的言论也照搬直说，这种方式容易让自己受害。试想，上司同属人类，喜听顺言、厌恶逆词是人的本能。经常性地汇报逆耳之言，经常性地让上司不快，次数一多就会使上司将这种不快与你联系在一起，见到你就想到可能有逆耳之言要到，就知道有不快之事将要发生，时日一久，你就会成为上司不快的源泉，一见你就免不得烦恼顿生，如此一来后果可想而知。更何况，如果你的领导上司也属宵小之辈，还会怀疑逆耳之言是否系你捏造？或者是否里外沟通共同所为？诸如此般，弊甚大焉。此其一；

　　其二，处分属下同僚，诚实者往往尽己所能从宽论处，对上司领导尽夸被处罚者的优点成绩，希望争取宽恕。殊不知这种做法对上易惹不尽职责纵人违规换取声誉之嫌疑，对下又因为处罚较宽既不能树立威严，又由于处罚出自己己手难免招人嫉恨，两面不讨好；
　　其三，计功行赏，诚实者极尽可能有功就计有赏就发，唯恐漏人漏事。但实际上如果长期以往，上级会怀疑你以公家之物乱做好人，下级会因你万一疏漏而怀怨于心，你自己则白白忙活。
　　封伦所教之术能够避免以上种种，可谓高明之至。
　　经封伦一指点，虞世基自此上奏皇帝的表章皆顺乎圣意，于是龙颜大悦，对他更加恩宠；犯案之徒、有功之士也都知道虞世基能权宜行事，升官上天、坐监入地都凭其好恶，于是争相附会献媚，一时虞家门庭若市，说情送礼的络绎不绝。因为虞世基身居高位管事较多，他的行事做法影响既快又广，由是有不少朝廷官员效而仿之，逐渐形成风气，日积月累，隋朝的政事日益腐败以至后来不可收拾。后来，有不少史家谈到隋朝朝政变化时认为：隋朝朝政败坏虽由虞世基带坏，但起自封伦。朝政一坏，官乱民反，隋朝逐至灭亡。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小人之害一致于此。

　　当时，封伦教唆虞世基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为祸至深，以至于虞世基认为凡是容易使皇帝不快之事一律不报，因而隋汤帝耳朵里充斥了正面新闻及奉承之辞，时间一久竟听不得半点负面消息话语，如有所报，轻则丢官重则丧命。隋末，各地群雄并起动乱不断，各地郡县告急求救文书接连发送京城，而虞世基收到后要么压住不报···
　　日期：2014-08-28 08:57:22
　　（续）因而隋汤帝耳朵里充斥了正面新闻及奉承之辞，时间一久竟听不得半点负面消息话语，如有所报，轻则丢官重则丧命。隋末，各地群雄并起动乱不断，各地郡县告急求救文书接连发送京城，而虞世基收到后要么压住不报，要么加以修改不以实告，奏称各地所报实为小股盗贼，以郡县之力足以除灭，劝汤帝不必系怀。隋汤帝信以为真，对危乱局势无动于衷，有据实告知者，隋汤帝还以为是谎言而杖责惩罚。大将杨义臣平灭河北暴乱，向朝廷报捷奏报擒获乱兵数十万，隋汤帝看到如此大的数目后大惑不解，问：“义臣降贼为何这么多？”，可见他对当时的形势无知到何种程度。到宇文化及等发动政变，兵乱近在咫尺却无人敢告知汤帝以有所备，以致最终被弑身亡国破，这一切的源头应当说与封伦不无关系。

　　首鼠两端
　　联系封伦见利忘义的小人品行，不难看出他一次又一次背叛行为的真实性质，更不会将他的这些行径看成是“走向光明”的正义之举，但这都是事后评判，如果身处其时也不一定看得清楚。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投奔新主的人物自有一套博取新欢的手段和才能，也有不少人有真才实学，在诸多假象的掩盖下还真不易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封伦既是这种人物。
　　李渊称帝建国后，有一年突厥侵犯太原，但同时又遣使来京和亲。软硬不同的两种表现令李渊一时拿不定注意如何应对，召集群臣合议，大臣中大多认为开战则至生怨恨，不如先和。封伦不予认同，认为“突厥敢于侵边表明其有轻中国之意，必以为我兵弱不能战。不如集中全部兵力，乘势而战，必得大捷，胜而后和，恩威兼著。若现在不战，明年必当复来，因而战为上策。”高祖觉得有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形势的发展果如其言，由是唐高祖李渊更加信任封伦，不久就任命他兼代吏部尚书（组织部长），进封赵国公。

　　封伦除有决断之能外也颇有见识。一次，唐高祖李渊外出经过秦始皇墓，看到墓陵宏巨，高祖感慨万千，对封伦言道：“古往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又有何益？”封伦答：“上之教化于下，犹如风之吹草，宜于施行。自秦、汉以来，帝王盛行厚葬，故臣民竞相追仿，凡是古塚丘封，多藏珍宝，全遭掘取。若死而无知，厚葬实为白费财力；若亡魂有知，宝藏被取岂不痛哉。”高祖甚觉有理，对封伦说：“从今之后，宜自上导下，施行薄葬。”

　　从上可以看出，封伦虽为小人，但并非一味的以悦上为手段，也经常从维护帝王长治久安角度出谋划策。现实中，小人既非正事不干专门投机取巧或暗算伤人，也常有甚至大多数时间都在说人话办真事，以致能迷惑周围同事、上级领导，但其不论是非、不念恩义、不讲原则的本性不变，所以识其人、知其为，在关键时期防其为祸至为重要，万万不能被其一些看似公道正派的表象所迷惑。
　　封伦任职有建树、有功绩，但并不能否定他的小人性质，就像不能因为是小人就否定其才一样，他的小人本性并不因其位高而消，因其功多而失。其小人品行与君子相较则更易辨识。

　　萧瑀，原梁明帝之子，李渊称帝时任内史令。萧瑀自归唐以来鞠躬尽瘁竭尽忠诚，唐太宗曾为之大发感慨，评价其“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之臣也。”并专门赐诗赞之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成为后世称赞忠臣之士的典型用语。
　　萧瑀曾向唐高祖李渊推荐过封伦，李渊因而任命封伦为中书令（中书省相当于隋朝的内史省，为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中书令为其首长），成为“国家级”领导人，以此而言萧瑀对封伦的“进步”帮助很大，有知遇之恩、推荐之情，但封伦似乎天生就缺乏知恩报恩的细胞，不仅麻木不仁而且以怨报德。
　　李世民即位后，萧瑀任尚书左仆射，封伦为右仆射（尚书仆射为宰相之职，左仆射为首相），两人同任宰相，自然许多朝政要经常一块商讨，形成意见后报皇上定夺。但封伦小人心计，与萧瑀商讨时说一个样，待向皇上奏报时则说的又是另一个样，常常令原话原说的萧瑀狼狈不堪。
　　封伦的这种做法损人太过。更改原议，或因原议错误，或因不尽完善，如有更改一般都应事先告知同僚，否则，面见上司时一人汇报原议而另一人汇报更加完善合理的建议，会使上司认为他人或思虑欠周，或能力欠缺，长期以往会影响上级对人的看法评价，此种作为心术太坏。时间一久，封伦所为逐渐为萧瑀所识，两人遂生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