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书，简要回顾了孔子的一生。
　　孔子早年游历齐国，后在自己故乡鲁国成为相国，有感于国君鲁定公好色荒政，前497年愤然离开鲁国，开始了周历列国的传奇人生。十四年后，孔子终于结束了艰辛的游说生涯，拖着六十八岁的残弱之躯回到了乡梓之地。漫长的流窜过程中，孔子有过成为王师的荣耀，也有饥寒交迫的困顿，甚至有拘禁受困的耻辱、险些被杀掉的风险。
　　我记得这本书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记述了孔子生平，而是因为它对孔子大加挞伐，骂孔子鄙视财富，要求人们安贫乐道。这本书的谩骂曾经让我对孔子着实很有意见，按照这本书的逻辑，似乎就是孔子搞的我们穷了好几千年，只要没有孔子我们在战国时代就该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了。
　　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曾大声疾呼“罕言利”，所谓“罕言利”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对缺德世人的指责。所谓“安贫乐道”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是奉劝世人尊重规律，绝不能急功近利。
　　今天，除了孔子，我们还可以瞻仰那个时代的商人，子贡、范蠡、弦高、邓拓……，那一个不是“富而好仁”、又有那一个不是“见利思义”？他们对财富、对金钱、对名利，何尝有爆发户式的浅薄？
　　道德价值当然高于物质利益，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道德的价值，眼中只剩余金钱，那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所有的掠夺都会没有底线。这个时候，没有人能摆脱利益的诱惑，整个社会除了钱，已经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有价值了。
　　孔子临终慨叹，天下无道久矣！此中风流，今天，我们真的懂吗？
　　日期：2012-08-29 21:34:15
　　第2章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朝）
　　利出一孔：商鞅功罪

　　经过春秋诸霸数百年纷争，战国时代，中原大地仅剩下七家强势诸侯：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家诸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大家都在积攒人品，拼命招揽居民。
　　战国时代什么最重要？
　　答：人才！
　　土地有的是，有人就能在土地上耕种、就能产出粮食。
　　积攒人品、招揽居民的方法，就是变法。魏国李悝、赵国的公仲连、楚国的吴起、韩国的申不害、齐国的邹忌……，七家诸侯都使出浑身解数鼓励别人的国民迁徙到自己的土地上——只有这样才能产出更多粮食，才能在战争的时候有兵源。
　　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叫他商鞅。
　　商鞅（约前390一前338）原名卫鞅，生于卫国，所以姓“卫”，又称公孙鞅。后来，卫鞅在秦国被封于商地，才称商鞅。
　　年轻时，卫鞅托身于魏国大臣公叔痤，公叔痤知道商鞅身负大才，当然，也知道他是一个无耻之徒。
　　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来探望他。
　　公叔痤在病榻上对魏惠王说，“卫鞅虽然年轻，但此人身负奇才，恳请大王拜卫鞅为相，魏国霸业必成”。
　　对魏惠王来说，虽然也认识卫鞅，这却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而且，在魏惠王眼里，卫鞅实在太年轻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相才。

　　于是，魏惠王只是吭了一声（嘿然），并未作答。
　　见此，公叔痤又说，“如果大王您不肯重用卫鞅，那么，臣恳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这个人决不能为他国所用”。
　　魏惠王走后，公叔痤突然良心发现，念在多年追随之情他把卫鞅叫到床前，告诉卫鞅与魏惠王的谈话。最后，公叔痤摆摆手，让卫鞅赶紧逃走。
　　此时，卫鞅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魏惠王既然没有启用我，他也就不知道我的才华；不知道我的才华，又怎么可能真的杀掉我呢？”

　　公叔痤看着面前的卫鞅，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如果有一天你带兵打进魏国，希望你能念在我对你的收留之情，为魏国宗庙留下后嗣”。
　　面对阖然而逝的公叔痤，卫鞅踏上了自己的旅程：天下知我者绝非公叔痤者一人，我注定是一个枭雄，我一定能成就一番霸业。
　　日期：2012-08-29 22:33:05
　　卫鞅选择的目标是秦国；在这里，卫鞅变成了商鞅。时值秦孝公当政，商鞅通过朋友先后三见秦孝公，论述了三个不同命题。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应如何效仿尧舜禹，建立一个人间天堂，所谓“帝道”；结果，秦孝公睡着了。
　　第二次见到秦孝公，商鞅大谈如何仿效春秋霸主辅佐周王室，所谓“王道”；结果，虽然秦孝公不悦，仍旧认为可以跟商鞅继续谈下去。
　　第三次见到秦孝公，商鞅独辟蹊径开始谈论如何在战国独自称霸，所谓“霸道”；结果，秦孝公不知不觉把椅子搬到商鞅面前。
　　此后，便是秦孝公重用商鞅，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有人将之总结为四个字——“重农抑商”。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功夫，武林高手在决战中会耗尽全身气血，向对手发出致命一击，代价是牺牲自己生命。当然，一般来说，这种武功都是邪派武功。鉴于这种武功实在是损人不利己，即使邪派教主也不敢轻易使用。
　　商鞅变法，就是这种邪派武功。
　　一般贪官也就是贪污很多钱、一般贪婪的皇帝也就是把税赋提高到国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商鞅和秦孝公要的，是天下之利，天下之利只能归秦孝公一人所有。此后，秦国爆发所有力量，不但消灭了六国，也耗尽了自己的钱财、锦帛、粮食，宗庙社稷终至不保……
　　我们先解释“抑商”。
　　战国时期，国人已经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商人”的本事在于身上有钱财，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
　　所以，必须抑商，所谓抑商也就三条。

　　第一，秦国不能出现粮食贸易。粮食是战国时代最重要的物资，禁绝了粮食贸易也就基本禁绝了商业。这么做当然是有深意的，因为，如果秦人买不到粮食也就只能自己去种地，种地的人最实在。
　　第二，加重商税，重到任何贸易品种都无利可图。
　　第三，降低商人地位。战国七雄，只有在秦国，商人才与赘婿并列成为最低等的国人。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规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商人去干。比如，攻城的时候去城墙上拆转头……。商鞅之前，秦国的都城烁邑是全国性商业中心，北通犬戎，东连三晋（北却戎毯，东通三晋），与中原大梁、洛阳、淮阳、定陶等地齐名；商鞅之后，秦地几无贸易。

　　没有贸易，当然也就没有货币。
　　货币是一枚一枚的铜钱，分散在国人手中，秦孝公如何能贪天下之利？只有禁绝货币，才能把所有利益都归于国王，国王才能更有势力（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否则，如果有两个人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就只能得到一半财富；如果有十个人来跟国王分钱，那国王干脆不要混了（利出二孔者，国利半；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真的让货币分散在天下人手中，那可是有无数个钱眼，秦孝公干脆不要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