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货制”实行一年后，面对天下“瞥然”，王莽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允许买卖“王田”，再次承认了土地私有；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除“宝货制”，罢金、银、龟、贝四种货币，朝廷只发行货布和货泉，货布重25铢、货泉重5铢，等于恢复了原来汉朝五铢钱。
　　如果到此为止，新莽朝或许还能像后来的东汉一样苟延残喘。可是，王莽真的是很不幸……
　　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闹水灾开始，一直到王莽灭亡，黄河就再也没有消停，有文字记载的大水灾就有13次之多。最后，黄河改变了河道，入海口由天津改为山东半岛。
　　于是，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黄河。

　　日期：2012-11-02 16:43:17
　　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凶猛的水灾，大家可以想象，黄河平地搬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洪水遍及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天津等省份，其中，山东夹在新旧两条河道中间，受灾最为严重。在水利工程匮乏、道路并不通畅的汉代，无论官家豪强还是平民百姓基本都断绝了生路。
　　一次偶然事件点燃仇恨之火。
　　王莽废除“宝货制”当年，琅琊海曲县令（今山东日照）诛杀了一个因小罪获刑的吕氏豪强。此后，吕氏家族纠集几千人杀掉了县令，又集合源源不断的流民，农民起义爆发了。后来，这些流民在自己前额抹上红色，以区别同样穿着破烂的官军，他们就是“赤眉军”。
　　疲敝的新莽帝国已根本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何况“赤眉军”与王莽军在昆阳决战的时候，王莽的精锐部队正在北部与南匈奴苦战……

　　与大家想的不一样，最后攻破未央宫的并不是“赤眉军”，而是一批长安城内的地痞流氓。“城中少年”（《汉书》给无业游民的雅称）朱弟、张鱼等人在狂欢式的抢劫中引发了长安城骚乱，人群冲向了未央宫。
　　最后的时刻，王莽身着朝服在未央宫平静地等待死亡，他的身边还有同样盛装的一千多名公卿大臣。请注意，陪王莽一起等死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朝臣。如此多的朝臣心甘情愿为一位末代王朝的皇帝殉葬，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再未发生。
　　最后，骚乱者以斧头劈开了未央宫宫门，王莽被愤怒的人群乱刃分尸。王莽死后，这片土地陷入史无前例的混战之中……
　　东汉年间，在班固所著的《汉书?王莽传》中，王莽被贬成一个篡位者、野心家、暴君。然而，英国《剑桥中国通史》却给王莽以最高荣誉，认为他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民国时期，胡适更是将王莽评价为“中国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不想在这里争论王莽身后的是是非非，只是以马克思的话为王莽做出结论：“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日期：2012-11-05 23:55:14
　　西汉小结：财富的始与终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西汉帝国由弱变强、再由盛转衰的循环，一条清晰的财富生产、转移轨迹呈现在我们面前。
　　首先，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其中的“萧”指萧何，“曹”则指他之后的另一位宰相叫曹参。曹参是自沛县起兵就追随刘邦，刘邦建立汉朝后，曹参在功臣中排名第二。
　　萧何死后曹参成为西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新任宰相只干两件事：喝酒、吃肉。据说此人从拜相开始就没再清醒过，至于政务，他只用刻板的笨人，一切按前朝规矩办；如果有人想推陈出新，则一律都被曹参拉住——不醉不归。
　　官场之上历来都是上行下效，既然宰相天天买醉，六部官僚也几乎都成了伯伦不归。有一次，几个古板的士大夫带曹参去一个花园，因为一干人在上班时间在这里饮酒买醉。估计他们的意思是想让宰相看看这帮家伙如何不务正业。结果，曹参见到酒席狂喜，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喝，硬是把拉他来的几个士大夫也给灌醉了。

　　长此以往，终于搞的吕后朝会也见不到人了。
　　在吕后示意下，当时的汉惠帝差遣曹参的儿子（宫中侍卫）质问这位当朝宰相：先帝刚刚驾崩，您现在是宰相，奈何日日欢歌，不以天下为忧，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您到底想干什么（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没有等来回答，却等来了二百棍子，附带被骂了一句：这种事情焉能是你一个侍卫能过问的，滚回去当你的侍卫！
　　曹参这个二杆子等于把吕后、皇帝的面子都驳了。于是，吕后就拆迁皇帝当面喝问曹参：你明知是我派他去询问此事，为何还要把他打成这样？
　　这一次，曹参终于从半梦半醒之间回到了现实，他脱掉自己的帽子、跪在地上，却提出了一个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问题：您觉得您比高祖英明吗？
　　汉惠帝答：我们怎么能比的上高祖的雄才伟略？
　　曹参又问：那陛下觉得我喝萧何谁更英明？
　　汉惠帝非常生气：你当然无法和萧何先生比拟。
　　曹参答：既然如此，有了先朝的规矩，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费力？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唯有让当官的清净，黎庶才能安宁（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汉惠帝答：善。

　　在西汉帝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帝国的统治者始终信奉清静无为，最终消灭了一心攫夺权力的异姓王——并无半分侥幸。此后，在与同姓王的竞争中，双方都信奉黄老之术，西汉帝国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耕经济创造了巨大财富；放开经济管制，一批冶炼、商业、运输、畜牧、渔业等新兴行业崛起，帝国经济前景充满活力。
　　此时的汉帝国既有产业创新，更有制度创新，无论国家还是普通民众，焉能不富？
　　正是凭借从商税中获得的实力，汉景帝攫夺了同姓王权力，彻底消灭了对皇权的竞争。
　　接下来便是中国古代最生猛的皇帝汉武帝，他迅速花光了四代君王的积蓄，便想通过铸币聚敛天下财富，超级通胀使得敛财手段失效，于是把手直接伸向了所有产业。管理天下产业需要一批人，一旦“官商”成为一种势力，帝国政府就会凭借级数式扩张的实力不断蚕食社会财富、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
　　然后，失去了正常发财手段的帝国精英成为“豪强”，也挤压掉出小农身上残存的最后一口气息。

　　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