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02 20:47:32
　　北魏平定了西凉和柔然以后，和刘宋对峙也相对平稳，并无战事。国家又进入了短暂的和平年代，此时，北魏政府铸剑为犁，致力于发展经济，另外当时北魏朝廷正崇尚武功，贵族子弟都不把读书当作一件大事。拓跋焘认识到，马山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王朝寿命是难以长久的。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拓跋焘任命索敞担任中书博士主抓教育十余年，他勤于诱导，对学生严肃而有礼节，贵族子弟们都敬畏他，大多数都能刻苦学习，建功立业，前后在朝中担任尚书、牧守的，就有几十人。常爽在温水的西岸设置学馆，教授学生七百多人。常爽订立赏罚条例，弟子们服从他，就象事奉严明的君主。从此以后，北魏的读书风气开始振兴。中书侍郎高允每每称赞常爽对待学生教训有方，说：“汉代的文翁以柔取胜，而先生您却用刚直的方法取胜，方法虽然有异，但造就人才的功效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崔浩也没闲着，他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收集各家历书，而后根据这些资料考订核对汉朝建立以来发生的日食、月食，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的度数，对从前史书的错误加以批评，又另行编纂了一部《魏历》。
　　这里不得不说中国的历法，中国的历法和西方的历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简单来说，西方的历法更倾向于向科学探索方面发展，比如最早对天文观测的西方先贤们如亚里士多德等等，到伽利略，哥白尼已经很系统了。而中国历法和观星的动机更倾向于实用性，和科学研究不太搭界。这和中国古时候的国情有关，不同于西方自古的商业和牧业的发达，中国历来是农业国家，农业一直是我国的根本，所以研究农历历法尤为重要，我以前对这个认识不足，现在才明白历法的重要性。我回忆起小时候农村的老人种地的情形，什么节气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否则，耽误一天，到时的收成就很受影响。比如，我们单位有块闲地，刚立夏就有人种上了萝卜，我对他说，你种的太早了，历法云：头伏萝卜，二伏荞麦。而这个人自小不知农历是何物。结果，等萝卜收了，全是空心，那味道，喂鸡鸡都不吃。由此，历法精准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了。历法的精准又和观测其他天体的精准运行轨道密不可分。而崔浩作为北魏首席科学家——勉强算是吧，根据需要，重新编订历法甚有必要。

　　闭门造车不成，有时还得听听同行的建议。《魏历》编纂完成后他请高允过目，这个高允非同凡响，北魏的大儒，拓跋焘因其忠厚正直，博学多才让他教授太子经书，后又协助崔浩编修国史。两人就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高允说：“汉高祖元年十月时，五星会聚在井宿，这是历书上一个小错。现在你不满于汉朝人修的史书，却不觉自己荒谬，恐怕后人也会象我们今天批评古人一样，来批评我们。”
　　崔浩说“你所谓的荒谬指什么？”高允说：“根据《星传》：‘金星、水星，常常环绕太阳转行。’十月，太阳早晨在尾宿、箕宿之间，黄昏时，在申南消失，而井宿这时才从寅北出现。金星和火星怎么会背着太阳运行？这是史官为了增加事件的神秘色彩，不再加以客观推断和考究的结果。”
　　崔浩说：“天文现象发生异常变化，怎么会不可能呢？”高允说：“这不是我们空口无凭地急辩所能解决的，应该更进一步地考察审断。”
　　当时在座的人都认为高允的谈论怪诞，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允先生精通历法，应不会是空言虚论。”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上次我们谈论的，我没有仔细研究。等到重新考核推断，果然象你所说的那样。五星是在前三个月在井宿聚集，而不是十月。”众人都赞叹佩服。

　　再说崔浩的朋友，国师寇谦之，一直以来他深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寇谦之的各种诉求，拓跋焘无不依从。这时，佛教也在北魏有所发展，但远远无法和道教抗衡。公元442年正月，北魏国主拓跋焘备好车驾，打着全青色的旗帜来到道教神坛前接受符。以显示他王权的正统，受命于天的权威不容置疑性。从此以后，北魏每位皇帝即位时都要接受符。
　　寇谦之又奏请建造静轮宫，并一定要建得很高，高到人在上面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目的是想伸向天上与天神相接。这样的高层建筑，汉武帝也曾建造过，收效如何不得而知。虽然这样，宰相崔浩也力劝拓跋焘兴建，有这两位高人鼓动，那这个静轮宫是说什么也得建造好。由于工程实在浩大，虽然花费了数以万计的财力物力，碍于施工难度，技术的局限，建了几年仍未完工。太子拓跋晃劝谏太武帝说：“上天与世人的道不同，谁高谁低已有定分，二者不能相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我们白白地浪费财力物力，老百姓也累得疲惫不堪，做这种无益的事，干什么用呢？如果一定要照寇谦之所说的去做，我请求建造在万仞高的东山上，这样做，工事就容易些。”太子的建议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但拓跋焘好道，是神仙的铁杆粉丝，非要接触到神仙不可，再说，他又不差钱，静轮宫接着建。就没有接受太子的劝谏。

　　2014　02　02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