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曰东汉流路，公元11年至公元1048年，行河1037年，黄海出口；
　　四曰北宋流路，公元1048年至公元1128年，行河81年，黄海出口；
　　五曰明清流路，公元1128年至1855年，行河723年，黄海出口；
　　六曰利津流路，公元1855年至今，渤海出口。
　　五千年中，黄河两次注入渤海湾，其余四次虽改道但都流入黄海，黄河每一次摆动都会使当地百姓大遭殃。
　　今天仍有许多人对夏禹治水大加颂扬，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壮举，大禹的治河必定工程浩大而科学，否则怎会有1370年那么长的行河期呢？言之凿凿。
　　禹就这样被神化了，一个荒诞故事，越流传越科学了！
　　所谓“禹王故道”行河时间特长，必定是因为其时黄土高原上生态破坏程度相对还不十分严重，黄河含泥量相对较少的缘故，岂是大禹治河所致哉！
　　日期：2013-12-22 16:26:30
　　47　汉语音韵学的困境
　　所谓文明，就是那种能把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东西。文明起源以什么为标识呢？文字就是它标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明：“文”就是文字，“明”就是出现，文字开始出现标志着文明开始形成。
　　当然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标志物还有很多，如火的使用、工具的使用、陶器的出现、金属工具的使用等等，此处还可以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去指认文明的起源，如社会分工的出现、贵贱等级的分化、国家的产生等等，但都不足以成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对象，或者说不足以成为华夏文明的象征。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东西只能模模糊糊地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能使用工具并不是人所特有的，动物界也存在使用工具的现象，火本质上也是一种工具。至于分工等级之类的社会现象，猴子、猩猩、狼都是社会性动物，其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的，既然有等级自然就产生了初步的分工，因此，分工等级也不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些都不足以成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目标对象。
　　只有文字的出现才是文明起源的标识，只有文字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文字把人从动物界彻底区别开来，任何动物都没有文字，故描述文字起源可以成为描述文明起源的代名词。
　　在描述华夏文明起源时，描述汉字的起源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汉字的起源显示出华夏文明起源的特殊性，故华夏文明起源与汉字起源在本书中是同义互通的，换言之，本书把描述汉字起源作为描述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内容，两者互相印证，互为表里，并以此作为本书的题目。

　　研究汉字字形的变化当然很重要，但笔者又以为描述出汉字的读音变化更有意义，因为汉字属于语言的范畴，文字所表达的最终是人类的有声语言，文字只是语言的从属物，语言的第一要素是“音”而不是“形”。
　　但是直到晚清才有学者开始关注起汉字读音的演变来，他们研究古代韵书，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无去声”等等，在汉字读音溯源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真正有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不是中国人，而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高本汉确有语言学天赋，他15岁时便写出了论文《瑞典南部方言同中部方言的分界线》。1910年他来到中国，专门研究汉字读音的演变规律，并为中国学界带来了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科学工具，即国际音标。
　　高本汉的研究极具创造性，他收集中国古代韵书，如宋代《广韵》等等，梳理里面的反切注音，最终编排出汉字的音类体系，即声母和韵母体系，并用国际音标注音。他发现了汉字读音从中古到现代的变化规律，拟构出汉字在中古时代的读音，这一研究成果就是他于1926年写成的《中国音韵学研究》。

　　此后高本汉决定向先秦古汉语攀登，他研究了《诗经》的韵脚、《说文》中的谐音字等等，并以此拟构出“上古汉语”读音体系，这一研究成果就是他的《汉文典》一书。
　　高本汉发现汉字读音有一个从多到少的过程，越是远古，汉字的读音越宽泛，实际上一个汉字有许多读音，在《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汉语的语音从古到今一直沿着简化的道路发展，尽管汉语原是一种单音节语言，但语音却非常丰富，有许多不同的音节（指“谐声”读音），后来经过剧烈的变化，早期区分得很清楚的音位合并了，语音变得非常贫乏，以致在现代北京话中只剩下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且这个数字也是把声调计算在内……我们发现中古汉语被大大简化了，许多声母合并了，中古12个声母只留下3个，韵母的演变也十分惊人，原来数量众多的韵母被大大地合并，精简掉了。”

　　高本汉指出汉字曾有过许多读音，这些读音大体相同但有一些细微差异，这种差异被中国古代韵书记录下来了。差异可能出现在声母中，也可能出现在韵母中。但后来差异越变越小，众多读音好象被合并起来了。高本汉以为古代汉字声母多达40个，韵母多达290个。
　　高本汉的研究意义十分巨大，他为中国学界引进了全新的语音研究科学方法，开启了汉字读音研究的新时代。正当汉字字形研究，这门古老的“汉学”，山穷水尽的时候，一个欧洲人为我们从字音的方向上开辟出了汉字研究的新天地。高本汉的研究极大地调动起中国学界的探索热情，特别是他“古音拟构”，探寻汉字源头的设想，当时曾激动无数中国学人的心。
　　高本汉回国后，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按照他的思路继续向前走了一程，但一程之后便再也迈不开前进的步伐了，他们的热情逐渐冷却，前进的脚步越来越无奈，探索的目光越来越渺茫。今天离高本汉之时已过去了80年，他提出的“古音拟构”的目标，渺茫得好像已经消失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本汉是从“反切”入手研究汉字上古音，这就已经把研究对象严格地限止在了单音节范畴中。高本汉认定上古汉字是单音节读音，只是读音很不稳定，不停地在变化着。他从来没有推测过上古汉字可能是多音节读音，更不可能把古汉字同古代阿尔泰语联系起来考察。他虽然发现了汉字读音演化的一些轨迹，但不可能发现汉字的真正源头。
　　中国一代代语言学家们和高本汉一样，在汉字的长河中十分努力地探寻过，他们确可以在这条长河的中下游惬意地畅游，但一旦进入源头峡谷便显得力不从心了。他们既然止步于水诡流急的上游入口，当然见不到源头河谷的奇异风光。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态呢？原因就是他们的手脚被传统的文明起源观束缚着。不要指望在传统文明起源观里会发生汉语音韵学的突破——就像在“天圆地方”宇宙观念中不可能产生牛顿力学一样，汉语音韵学的突破必然以旧的文明起源观被突破为前提。

　　高本汉树立起了古音拟构的宏伟目标，但他指明的路径从大方向上看，一开始就是往死胡同上前进，中国音韵学家最后发现此路不通，乃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