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念造就了专制环境下一种极其常见的群体心理，几千年以来，善良的老百姓们总是认为中央的政策总是好的，总是为穷苦老百姓们着想，只是这些好的政策总是被下边的贪官污吏们把经给念歪了，而上边对此是不知道的。所以人们以为在乌烟瘴气的地方上受到父母官不公正的待遇之后，只要跑到金銮殿上找到圣主明君就可以讨回公道。二十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日益庞大的上丨访丨大军不正是最好的写照吗？问题是为什么经总是要往歪里念？怎么确保不念歪？

　　几乎所有成功统治的专制君主都同时具备“严父”和“慈母”的形象，弗洛姆分析基督教的成功与历史意义时说，严父和慈母的结合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和帮助。”莫斯科维奇的群体心理学上研究证实这样的形象会使群众们对领袖满怀热心，而“有了这种热心，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指向领袖的攻击和或批评。甚至当领袖们自相矛盾或犯错误时，群体也拒绝相信。这样一来，就又产生了一张中国特色的政治脸谱——事情总是被“奸臣”搞坏的，任何冤屈只要能够上达天听，自然可以讨得公道。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这一伟大时刻的场面。

　　日期：2013-02-27 17:03:38
　　鸦片战争后，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其实很落后了，但打心眼里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总是要千方百计的在腐朽的尸身中找出点优越感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种例子太多了，诸如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等。不过最蛊惑人心的就是对应西方的民主这种生活方式，很多人大赞中国私天下时代的“以民为本”，即使现在很多大小单位的领导们在主席台上讲话时，也要时不时的说上一句“以人为本”的话来，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他们是以自己手下那些下属为本的，其目的无非是善意的彰显自己的开明与善良。可见以人为本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呀，也许很多善良的中国人真的相信中国“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后还能真的能拯救世界呢，毕竟最富有的美国不是也来向我们借钱了吗？欧洲的经济危机不是在等着我们去拯救吗？

　　其实江山与百姓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当帝王们讲“以民为本”时就如同养猪场的主人说要“以猪为本”一样，毕竟养猪场的主人要靠这些猪来挣钱，假如猪都死了，恐怕主人也快活不了了。夏勇在《中国民权思想》里有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尝有论者断言，中国古代哲学里，民学也好，民本思想也好，归根到底，不过是为统治者如何治理好民众想办法、出主意，实质乃用民之道、御民之学。此论于我辈之影响，可谓久且深矣。可是，近些年来阅读古代尤其是先秦思想史料，我越来越多读出的，却是关于民权的思想。”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国家和人民全都成为皇帝的私有财产，全国之人谁都不具备和皇帝的人格平等性，要像狗一样无条件地忠于皇帝。

　　宋元之际的邓牧曾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乃“率虎狼牧羊豕”，“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有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业”；“敲剥天下知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可以说所有的皇帝视奴役、屠杀百姓都是理所当然。皇帝骄横，生杀予夺，任意妄为。老百姓逆来顺受，养成一种奴性。读书人不是追求功名富贵，就是成为犬儒。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成了二千余年来愚昧、贫穷、落后的总根源。因此谭嗣同才激愤的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在西方，对权力特别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谴责可谓掷地有声。
　　弥尔顿：“长期持续的权力可能会使最诚实、最正直的人腐败堕落。”
　　孟德斯鸠：“从来都是这样的，每一个当权者都容易滥用权力，他会一直这样做，直到他碰到障碍为止。”
　　伯克：“在历史记载中，许多最大的专制暴君都是以最合理的方式开始其统治的。然而，事实真相是，这种邪恶的权力既腐蚀了人心，又毁灭了良知。”
　　亚当斯：“权力如果不受限制，并且失衡，它就总是会被滥用。”以及“绝对的权力将毫无区别地使暴君们、君主们、贵族们以及民主主义者们、雅各宾党人、无套裤汉陶醉着迷。”
　　麦迪逊：“世人手中的一切权力均容易被滥用。”以及“权力无论存在于何处，均或多或少地容易被滥用。”

　　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产生腐败。”
　　辛亥年间的一篇报刊时论说过社会流行语中反映出来的奴性，说官场流行“大人栽培”，民间流行“小的岂敢”。这里表现出来的所谓奴性暗示着一种深层的制度缺陷，为国家做贡献全须“大人栽培”，因此能够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官场上混得下去的也就只有那些奴颜婢膝的“小的们”，必然导致列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至于普通老百姓，除了跑到庙里去烧香磕头，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外，还能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哪里呢？

　　还是鲁迅说的好，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实在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话。　
　　如果权力不受到监督和制衡的话，那么，必然是“能力越大，祸害越大”。　
　　古罗马的奥古斯丁憎恨专制政权，他有一句名言：“缺乏公义的国家，不过是有组织的匪帮。”中国的各种文献，不论是正史还是各种笔记、小说，如《水浒传》等到处可看到独裁者征税强盗价值观。
　　奥尔森在他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将征税逻辑上升到理论层面，他指出在一个流匪频繁的世界里，人们很难有生产或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坐寇则会以税的形式窃取攫取居民产出的一小部分，坐寇为了指望属民为他们创造永久的财富，甚至愿意提供兴修水利等公共品，不准外来者和内部成员随意掠夺或盗窃他人财产。这样，专制国家就产生了。这就是“流寇”转“坐寇”即“窃国者为诸侯”的理论。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竭泽而渔，而是追求所谓可持续的发展。但即使这样，历史也提供了大量相反的例子：有很多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每一个王朝末世，由于帝王们不能遏制自己无限的欲望，挥霍无度、聚敛无度，毁灭了他的臣民，因而也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