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16 23:42:58
　　第二章　这是一个“太监”繁荣的时代
　　四　林中之鹰：初设东厂（3）
　　前文讲到，锦衣卫舍余李文玉弃文从武，代父从征，来到北京，被选入东厂办事——
　　像李文玉这样通经书、长于文字，又精思善谋的人才，自然容易得到信任和提拔。果然，“久之，（李文玉）益以慎密韬戢见任使”，成为东厂太监的亲信。

　　东厂之设立，其主要职责何在呢？这在李文玉之妻邬氏的墓志里亦有表述。
　　话说东厂成立后，探子们为了立功，像苍蝇一样嗡嗡乱扑，到处嗅腥，听到一点流言蜚语，立刻像饮了兴奋剂，捕风捉影，掘地三尺，丁点大的小事不做成大案不肯罢休；那些凭空捏造谣言倾陷他人的坏蛋，在东厂还成了热饽饽，成为厂役争抢的对象（“遇到凿空飞语告变者，同事无不欣悦掠为己功”）。于是，官民们开始领教东厂的“威力”，一时间，偌大一座北京城，被无处不在的东厂番子、厂役搅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李文玉见到这种状况，非常忧虑，当同事们抢着立功时，他“独愀然”；每当“罪人”联翩拿到，他必与同事“根考蔓究，明争暗沮”，绝不搞逼供信那一套，只要缺乏证据，没有事实根据的，一概释放，绝不诬枉一人。阿弥陀佛！李文玉此举，真如同造了百级浮屠，功德无量。
　　他还劝东厂太监，希望“厂监”能正确认识并合理使用天子所赋予的这项重权。他说：“主上以公为肘腋亲臣，所以才让令公柄此秘权以锄奸。”
　　插一句闲话：古人套叙时，对姓李的称李公，姓王的称王公，李文玉说“主上以公为肘腋亲臣”之“公”，可不是“公公”的缩称。我们不知道李文玉效劳的这位太监姓甚名谁，但李文玉是以“公”相称的。宦官虽为宫廷阉奴，但在与人的日常交际中，他们还是乐于像士人一样，被人称之以“某公”的。“公公”的称呼从何时而起，我没有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公”二字不是特别尊敬的称呼语。

　　李文玉将东厂之权理解为一种“秘权”，他继续作喻说：“东厂应如鹰隼一样，栖息于密叶之中，以防兔子狐狸鼠雀伤害农田里的粮食。粮食之所以不受祸害，不正因为密叶中潜伏着令害虫恐惧的猛禽吗？道理是一样的。”（原文：“犹栖鹰隼于密叶中，防兔狐雀鼠之虐嘉谷耳。苟嘉谷无伤，则密叶中固畏之在”）
　　李文玉之意，东厂存在的最佳形式，应该是保持一致隐形的威慑力量，人们虽然看不见它，但不能不畏惧于它，这就仿佛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人家就怕你，即便你永远不会使用它；东厂应该栖息在密叶之中，不该总是在天空盘旋，令所有人惊恐。
　　李文玉的比喻令太监很受启发，他沉吟片刻，忽然起身，向李文玉拱手谢道：“若非先生教我，咱从哪里能听到如此精妙的高论！”——从此之后，东厂播虐害民的现象就少多了，厂权从普通老百姓头上移走，转移到真正的奸恶之徒头上去了。多年之后，邬氏墓志的作者还怀念说：“故今犹传永乐中无横罹于（东厂之）祸者”，将其视作李文玉的劝谏之功。
　　日期：2014-02-18 09:12:38
　　第二章　这是一个“太监”繁荣的时代
　　四　林中之鹰：初设东厂（4）
　　前文讲到，成为锦衣卫官校的李文玉，劝东厂太监正确使用厂权，使东厂为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其实，李文玉对东厂定位的认识，也符合后人对东厂职权的普遍看法：东厂应该着力于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而那些琐屑的街坊吵骂、经济纠纷，以及一般斗殴、摸窃等刑事案件，不应在其侦缉范围之内，即东厂不应该骚扰市井，令普通官民感到惊恐不安。但事实上，由于东厂权柄太重，它由皇帝直接指挥，并直接向皇帝密报大案的侦查与审理情况（每当东厂太监奏事时，司礼监太监都得回避），即所谓“上可通天”，所以东厂所掌握的“秘权”事实上很难被约束在权力的笼子里，此为后话。

　　李文玉多次随永乐帝朱棣北征，又随宣宗亲征武定州（平汉王高煦）、巡视塞上万全等地，“皆著扈跸功”。后升任锦衣卫班剑司百户（班剑是天子卤簿中的一样物事），景泰二年病卒，赠锦衣卫副千户。李文玉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一位东厂官校。
　　（注：赠官是人死后所得到的加官）
　　关于东厂成立时间的另一说，是永乐十八年，多数史料，包括《明史》都持此说。
　　此说的源头，见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学者王世贞的记述（见《弇山堂别集》和《中官考》）。既然东厂之设，不见诸国史，那么王世贞是如何得知的呢？他是从史料中分析出来的。

　　成化年间，在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两大特务机构争权，闹得非常厉害，大学士万安上疏请罢西厂，疏中提到，东厂之设自文皇帝，“至于今五六十年”云云。这份奏疏就收在《明宪宗实录》里。
　　实录本为秘籍，藏于金匮石室（明代实录，正本藏皇史宬，副本藏内阁），不许外人窥视。但在王世贞的时代，社会上已经流传着实录的诸多手抄本，大概王世贞看的不是正式的版本，亦或抄录正本时一时疲劳眼花，反正他将万安奏疏里的“至于今五六十年”错写成“五十六年”，然后从上奏时间一倒推，便算出东厂设立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
　　这位明史的大权威一犯错，后人则不免跟着错，清修《明史》未加考订，就沿袭了王世贞的错误，书中两处提到东厂，都说设立于永乐十八年。此点被本人指出，可纠《明史》之失（参见拙作论文《明代东厂新证三说》）。
　　虽然王世贞所称东厂设立于永乐十八年说由于所依据的史料出现问题，成了无源之水，但综合各方面材料来看，东厂设立于永乐中后期是无疑义的，大致来说，就是永乐十五年朱棣最后一次北巡之后。
　　从那年开始，北京开始进行规模弘大的营建工程，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工匠和民夫；皇帝同时还倾尽全力准备并多次实施对漠北的征伐，使北京成为一个巨大的兵营；为了支撑皇帝无尽的野心，全国各级政府不得不通过极力盘剥百姓，以满足中央不断膨胀、毫无止境的需求，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力作的农田，来到北京充当劳役，海量的物资像龙吸水一样，通过陆路与运河持续地向北京涌集。

　　在政府空前的压迫下，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抗，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山东妇女唐赛儿领导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唐赛儿逃脱了追捕。朱棣怀疑她化妆易容隐藏在出家妇女之中，竟悍然下令逮捕了北京、山东等地的全部道姑和尼姑，进行严密筛查。但即便朝廷如此残暴而荒唐的使用权力，唐赛儿始终也没有落网，这真是一大讽刺。
　　在这样一个扰攘和充满反叛的环境里，朱棣需要强化对国内（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监视与压制，于是东厂顺应他的这种需要，便适时地呱呱坠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