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2-13 13:29:11
　　第二章　这是一个“太监”繁荣的时代
　　四　林中之鹰：初设东厂（1）
　　朱棣靠造反上台，“篡弑”二字是长在这位皇帝脸上的胎记，人人皆得观瞻。朱棣是大明朝的“青面兽”“贼配军”，“反”字就刻在他脸上，他自己也深以为耻，只恨不能像宋江一样将脸上那金字抹去。他从西藏大老远地请来一位活佛，大作法事，显示他的“圣孝”；不怕倾其府库，花了无数的钱粮财宝，派人下洋下番，又不停手地大兴土木，不住脚地北征南伐，搞那么大的场面，就是希望人们的目光从他脸上那块难看的刺字和胎记上挪开，转移到他头顶盛开的“圣君”光环上。

　　我这皇帝干得不赖，总可以挽回一些形象，提振一下低迷的评语了吧！他大概是这么想的。
　　极端的自卑，是篡逆者心思的一个侧面，而另一面，则是极度的恐惧，他虽居于安，而无一日不思危。
　　朱棣上台后，对内外文武臣僚，都充满了疑惧和防忌，害怕他们学自己的样儿，来个否定之否定，也来造造反者的反。为此，他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养了一大群大小特务。
　　前文讲到，洪武朝也开始尝试建立固定的“缉事”机构（锦衣卫职能的一部分），但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朱元璋已经开设专门的秘密侦查组织，并由宦官统领；我提到的“绳顽司”，是否具有这项职能，还仅是我个人的推测，况且该司后来也并入了司礼监。
　　但朱元璋、朱棣父子任用亲信的宦官，出外刺察外廷之事（称刺事、缉访、缉事，或从事，都是间谍密探的古称），确实有记录在案的。我所举出的明代第一个宦官特务头子，就是燕府旧阉出身的太监刘通。永乐登基后，在内外事务上放手使用宦官，那么，他于此时建立由宦官把持、直接向他密呈情报的侦缉队伍，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了。人们熟悉的东厂，正是永乐年间开设的。
　　东厂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史料绝无记载。看官，你看“东厂”这寒碜名号，就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衙署。“厂”的原意，就是一块空地，划给你了，就归你使用；京城内外，堆竹木的、烧炭的地儿，有许多叫作厂。大概新设的这个国家保密机构，在皇城东边得到一块闲地，作为办公用房，它遂以东厂命名了（事实上，东厂衙门就在后面修建的皇城东门东安门外）。东厂二字，不是正规的官衙名称，只相当于一个代号，如现代某个秘密工程，并不会给它取一个响亮的大号，常以它动工开建的日期，或别的数字命名。

　　东厂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安全局，属于隐蔽战线和保密单位，同时东厂又没有编列入国家机构的序列里，而提督东厂（俗称“东厂太监”）始终也只是一种差遣，东厂衙门开张时，没有放鞭放炮，也没贴大红的喜字，在北京，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机构的存在。直到它采取霹雳手段，搞出一些大动作来，人们才知道皇上驾前豢养了这样一只猛虎，不禁惊惧悚然——而东厂具体的成立时间，则无从考察了。

　　日期：2014-02-14 22:54:31
　　第二章　这是一个“太监”繁荣的时代
　　四　林中之鹰：初设东厂（2）
　　前文讲到，朱棣因篡夺登位，仿佛窃者怀所窃之珠，无一日安心，便开设“特务机关”东厂，以此加强对臣下的监视与镇压——
　　东厂设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永乐初年，一说是永乐十八年（1420）。
　　对于普通读者，东厂何时开设，他们并不感兴趣，或许还觉得讨论这些问题，纯属学究吃多了饭闲打饱嗝，总有一股酸气在里面。其实不然。好比东厂这样一个强势的特殊力量的出现，即与永乐篡立之后的时局尤为关切。它为什么早不设立，晚不设立，偏偏在这时粉墨登场？背后必有一种隐形的推动力，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是当时时局发展的结果与必然。任何时间，都作为一个特别的节点，被焊接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之中。弄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知道，学历史绝对不是“记时间”，而时间压根就不需要去记。

　　《明史记事本末》主张初年说，它记道：“永乐中，尽戮建文诸臣，怀疑不自安，始设东厂，主刺奸。”称东厂设立的目的是“刺奸”。朱棣即位之初，最令他害怕的“奸”是谁？自然是建文帝留下的臣子们，朱棣不放心他们，遂设立东厂，由他信任的宦官统领，对文武群臣进行严密监督、秘密审查，这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
　　但问题是，东厂不可能设立于百官所在的京师南京。
　　我们知道，永乐七年上半年，朱棣离开南京，开始了他第一次北巡，假如像许多史料所记述的，东厂设立于永乐七年冬天（如《明书》《罪惟录》），那么东厂也应该开设于北京，而非当时的帝都南京。如果东厂初设于北京，那么它的主要目标，就不可能是“建文诸臣”了。因为跟随圣驾来到北京的，都是忠于永乐皇帝的亲近臣僚，他们都经过严格挑选，在政治上特别可靠，才得到护驾北上的荣耀。

　　从我发现的锦衣卫千户李宗之妻邬氏的墓志铭（《锦衣卫千户李君妻邬氏权厝墓志铭》）来看，东厂应该就是初设于北京。
　　李宗，字文玉，以字行，浙江上虞人。他是永乐中从“中贵”（即中贵人，宦官中的大佬）缉事的锦衣卫官校。
　　需要说明的是，东厂的总头子是“提督东厂太监”，唯独这一位是公公，而在他下面具体办事的，如缉访、理刑等，却都是从锦衣卫抽调来的校尉。李文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文玉本来习儒学文，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入仕的。可李家不是普遍的民籍，而是锦衣卫籍（即军户，其军籍落在南京锦衣卫）。作为朝廷在册的军人，李家必须承担相应的军事义务。永乐年间，李文玉的父亲李杰受到征召，要随驾北行（“以锦衣卫士征赴阙”）。文玉不忍心父亲那么大年纪，还要远行劳顿，就对父亲说：“由此到北京，有几千里的路程，父亲大人以垂白之年而往，就是路上无事，做儿子的又岂能忍心？我决计弃儒从军，替父应征！”于是他脱去儒服，换上锦衣卫大红的戎装，代替父亲来到北京。

　　李文玉生于建文元年（1399），朱棣即位时，才年仅4岁。他代父从征，至少应该成丁（16岁以上），而永乐七年他才11岁，肯定做不出花木兰那样的孝行。故此，李文玉代替他父亲，到北京应差，至少要到永乐十几年，即永乐的中晚期。
　　墓志说：李文玉到京不久，“会文皇帝（朱棣）出中贵人侦天下事，名其署曰东厂”。明确指出，东厂是永乐皇帝在北京设立的。
　　东厂开设后，随即从天子亲军卫锦衣卫中挑选“多智善隐”、“技绝伦者”、“良于行者”、“儒而愿者”，充任东厂官校。东厂初设之际，对人才的需求非常大，而且所需人才是多方面的，有长于智谋、善于化妆侦查的（“善隐”），有掌握各种超群技艺的、行为举止端良可靠的，以及能写会算、声誉较好的（即“儒而愿者”）。
　　李文玉代父从征，已经获得极好的口碑，他为人又形神明爽，论事风生，是个形象健康、充满活力的青年；加之他读书出身，舞文弄墨的事，正是其本业，操觚在手，笔走龙蛇，他还工于书画，尤其擅长在扇面上画水石竹虫，作品非常生动，令人称赏，至不敢比肩。他的这些特点，在以武夫为主的圈子里，是非常突出的。因此，李宗在锦衣卫是“能声大腾”的人物。东厂一抡才，他便以“儒而愿者”入选，从此进入东厂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