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公恍然大悟，随即向周幽王请示并照会东虢国和郐国，说想在东边弄块地来安置郑国的人口和财物。
　　周幽王正值倚重郑国，便慷他人之慨，同意了郑桓公这个无损于王室的要求。而东虢、郐两国国君也没有拒绝，联手贡献出十座城邑，交付给了郑国。
　　于是，在公元前772年，郑国不动声响地于虢、郐之间获取了一处兼具避难和拓展功能的上佳土地，郑桓公立即将大量的人口和财物搬迁了过去，这一事件，史称“桓公寄孥”。
　　日期：2015-02-27 20:59:41
　　第一章 位置决定成败（二）
　　随后，便爆发了犬戎犯京的事件。东虢和郐这两个死没良心的家伙居然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犬戎把周幽王逼上了绝路。而郑桓公面对敌人的铁蹄与屠刀，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为了护卫周幽王而战死疆场。
　　我相信，郑国这种“彼以国士报君”的英勇行为，必然会收获“君还以国士待彼”的嘉奖。
　　周王室的嘉奖看起来简单明了，就是任用郑桓公之子郑武公担任王庭的卿士，但暗地里其实还大有暧昧可寻。
　　丧失了西域故土而整体蜗居于虢、郐之间的郑国，在之后三年的时间内，以没有及时勤王为由，用武力把郐国和东虢国相继抹除，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
　　而周王室对这样粗暴破坏分封制度的行为保持了罕见的沉默，事前没有阻止，事后也没有谴责，安静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从建立根据地到随周王室整体东迁，再到取虢、郐而代之，这一系列组合拳如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我其实很是怀疑，在郑国东迁的战略规划中，对于犬戎犯京的后续发展已有先见之明，早就盘算好了要借虢、郐的消极懒散来逐渐吞并两国。毕竟，虢、郐之间的那一点土地太过于狭隘，无法为郑国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
　　当然，也有可能事情就是这么机缘巧合，虢、郐两国的碌碌无为无意中给郑国制造了惩罚不臣之国的借口，并最终被郑国所吞并。
　　总之，无论归功于谋划得力还是运气太好，郑国赢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郑武公在虢、郐之间地带修建起宏伟的京城（城邑的名字就叫京城，并非首都的意思），在郐国故都的南侧建立国都，取名新郑，然后推行“武公之略”，释放商奴，发展工商，繁荣经济；开发滩涂，发展农桑，强国富民；兴建乡校，教化民众，广集民意；扩建城邑，整军顿武，巩固国防。
　　短短二十几年，郑国不但在虢郐故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拥有了不逊于任何强国的实力。
　　接下来，我们不妨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品评一下，郑国精挑细选的这处新址到底价值几何。
　　郑国的西面是东周的王畿。紧靠权力中枢本身就是一种优势，正像今天我们调侃，要想知道国务院的哪个部委最重要，只需查看一下它们中间谁和中南海隔得最近一样。

　　郑国的北面与卫国划黄河而治。在该河段的郑国一侧，有一个天然的优良渡口名叫制邑，传闻周穆王曾在那里关过老虎，所以又别称虎牢关。背靠黄河天堑且扼守虎牢关隘，可以帮助郑国减少来自卫国的威胁，从而集中精力向东、南扩展。
　　郑国的南面是南阳盆地和淮河流域，这里分布着南申国和许、胡（春秋时代同时存在两个胡国，此处指姬姓胡国，后文另有归姓胡国）、蔡、息等小国，南阳盆地往南是一群被称为“汉阳诸姬”的姬姓小国，再往南就是成长中的超级大怪兽楚国。
　　因为有了汉阳诸姬的缓冲，楚国的爪牙一时半会伸展不到南阳盆地，所以郑国在刻意与南申国结为姻亲（《史记》有载：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后，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实施远交近攻政策，将许、胡（姬姓胡国被郑国吞并，故后文中的胡国专指归姓胡国）、蔡、息等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郑国东面的安全形势相对较差，这个方向大国林立，自西向东排列着宋国、鲁国和齐国等。
　　其中，宋国与郑国几乎是比邻而居，这样的地缘结构也造成了郑、宋两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了争霸中原的主角，打闹个不停。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醒大家，宋国是殷商遗属的封国，历来就属于周王室高度防范戒备的对象，且其地一马平川，无险可据。就天然资质而言，宋国的综合竞争力不如郑国。
　　日期：2015-02-27 21:59:39
　　第一章 位置决定成败（三）

　　之所以要详细介绍郑国所处的区域环境，是因为它不仅决定了郑国的兴衰成败，而且也牵引着春秋初期中原格局的走势。
　　春秋初期，周王室衰落，以周礼为基础而确立的政治秩序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天下诸侯名义上虽然接受周王室的节制，但实际上强大的诸侯周王室控制不了，弱小的诸侯周王室也保护不了。这就为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诸侯创造了包括吞并和羁縻小国等形式在内的扩张机会。
　　回头再看郑国，其最大的地缘特点就是，它乃中央之国。齐、楚、秦、晋四大强国各自偏居于中原的边缘地带，他们与处于中原腹心地带的郑国之间，散布着众多的中小诸侯国。
　　当四大边缘强国忙着整合本地的政治势力时，它们是没有闲暇觊觎中原的，因此不可能与郑国发生直接冲撞。
　　这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之内，郑国是中原食物链最顶端的角色，它可以把触手伸向西面八方，充分攫取土地人口，迫使那些身材长相抱歉的诸侯唯郑国马首是瞻，从而迅速成长为春秋初期独树一帜的大国。
　　对于郑国的这种成长趋势，比邻而居的卫、宋等国以及周王室都感受到了压力。
　　卫、宋两国是与郑国体量相当的竞争对手，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压倒性优势，所以彼此的遏制与反遏制过程错综复杂、曲折漫长，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春秋初期最为重要的多边关系和历史构件。
　　卫国与宋国共存已久，基本达成了战略平衡，而郑国是中原俱乐部的新成员，它每做大做强一点，等于就是消减了卫国和宋国的发展空间，必然遭致卫国和宋国的反弹。
　　在郑国的不断压迫下，卫国和宋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又稍有差异。
　　卫国和郑国之间因为隔着一条滔滔黄河，使得卫国不那么清晰敏锐地感受到郑国的锋芒，当然反过来卫国也会较为迟缓地对郑国施加制约。
　　而宋国与郑国的边境利益犬牙交错，郑国的任何动作都会对宋国产生细致入微的影响，所以宋国对削弱和控制郑国，有着更迫切的需求和更积极的愿望。
　　至于周王室的心态，则与近现代英国的“大陆均势”外交政策有神似之处。
　　英国的主旨是要避免欧洲大陆出现一个绝对强权的国家，因为英国的繁荣昌盛，有很大一部分基础就是建立在英国凭借操纵欧洲大陆的政治天平、从而维护英国的海上霸权和在欧洲大陆的海外利益上。倘若某个强国一统欧洲大陆，孤悬海外的英国势必失去外交转圜空间，甚至面临沦为大陆政权附庸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