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2-13　15:58:07
　　【一七六】这个女人不寻常
　　上之击陈豨也，征兵于梁；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上怒，使人让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梁太仆得罪，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遂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
　　——《资治通鉴》 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九年（乙巳，公元前196年）
　　司马迁把吕后列入“本纪”，享受帝王待遇，是有眼光和历史感的。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掌握帝王权力的女政治家。她的出现，当然给后世有同样机遇和能力的女人提供了范式。
　　文革期间，吕后是伟大的女法家，备受褒扬，特别在继承刘邦革命遗志方面做得无比出色。可以想得见，江青是想以吕后为榜样继续进步的。毛泽东晚年也常以刘邦自况，他让华国锋读汉初的这段历史，并称赞他“厚重少文”。粉碎四人帮后，有部话剧叫《大风歌》，历史是真的契合，还是人们非要让历史契合，大汉朝和新中国在当时狠狠地类比了一把。影射史学发展到赤裸裸地比附，让人感觉到2000年没有什么长进。
　　吕后嫁给了家境不如自己娘家的刘邦，生了一儿一女，在刘邦造反后，在楚军中做过俘虏或者人质，这些资历是政治家的资本。在苏区扛过枪和在白区坐过牢，都是资本。“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佐定天下，这就与一般的后宫领袖不同，所以，刘邦虽不喜太子，但终不能废，足见吕后的影响力。上面说到的周昌曾当面反对刘邦废立太子，“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吕后侧耳于东厢听，既罢，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知道好歹，以皇后身份能够给臣子下跪，这一条，江青没学会。
　　吕后在刘邦晚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除刘邦的两大重臣或两大盟友，一个韩信，一个是彭越。诛韩信不请上命即为之，可见吕后心机之深。吕后知道刘邦后来厌烦韩信，也知道刘邦终究不好意思亲自动手，所以当有人告发韩信串通陈豨谋反时，吕后非常果断地擒杀韩信。按照常情，韩信本来没有造反的行动，地位又这么重要，抓起来等刘邦回来审问才对，但吕后知道留个活韩信反而让刘邦不好处理，所以果断杀之，这里面有为夫君分谤的用心。刘邦回来发现韩信被K掉了，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喜”在“怜”前，“喜”比“怜”多，足见吕后预料不差。
　　彭越一时没侍侯好皇帝，梁王是做不成了，皇帝要挑毛病，任谁也躲不过。彭越被贬为庶人，发配四川，已经算倒霉了，但更倒霉的事是碰到吕后，彭越还以为见着老板娘，有了申诉的机会，谁想到吕后不动声色，把彭越带回长安，重新回锅了一把，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关奏请族之，上可其奏。夷越三族，枭越首洛阳。”
　　吕后带回彭越，向老公指出：“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不知刘邦当时内心有没有自叹弗如。

日期：2007-2-14　12:14:01
　　【一七七】文武之道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资治通鉴》 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九年（乙巳，公元前196年）
　　这个问题，天涯诸友已经讨论半天了。本哥哥没有更多的材料，也没有更高的见识，随便就这个话题聊聊。
　　《礼记•杂记下》：“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时，引用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只要毛泽东引用过的经典，中国人民都熟悉。小时候，很自然把“文武”理解为一手笔杆子，一手枪杆子，这么理解也确实能铆上，后来知道所谓“文武”，乃周文王他周武王，《封神演义》里这两位哥哥都非常高大全，他们和反动的纣王一个文斗，一个武斗，也不能怨我们红小兵理解有误。
　　文斗武斗是对立统一，文王武王是对立统一，张和弛也是对立统一，马上马下，逆取顺守，王道霸道，文治武功……按照老人家的矛盾论，都是对立统一。按中国的阴阳说，都是阴阳衍生万物。“两分法”、“矛盾论”落实地政治上，说是宽与严，文与武，张与弛，王道与霸道的掌握，两种不同的理念、手段在实际运用上，有时间的差异，比如太祖时严，邓公时宽，也有空间上的差异，比如对外宽，对内严等等。这些政治经验是从中国治乱交替不息中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
　　文武之道，对应的问题就是用善政争取民心还是用武力镇压反叛。这些问题，作纯粹的讨论似乎讨论不出来结果，你举得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例子，马上有人会举一个暴力统治成功的例子，何况在现实中，枪口旁边一定有高音喇叭，以德服人后面一定藏着一把雪亮的钢刀，没有人能做出准确的量化分析，特别是对历史问题，许多信息和细节都在历史记录和传播中衰减了，消失了，留下的多是几条干枯的技条，更是没有办法建立完整的“数学模型”来认定民心重要还是武力重要。这样说不是在宣传“历史的不可知论”，或者虚无主义，人类历史确实像数学中的“无理数”，既难以精准预见，也难以准确概括。否则，社会根本不用养活那么多人文历史学家，搞几本《关于XX历史问题的决议》，大家岂不一劳永逸。
　　在分析中国历史时，一定不要忘记书写这部历史的人是中国人。中国人逆来顺受，心肠软，耳朵也软，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能生儿育女，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不公都能忍受，只有在所有活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才会铤而走险，豁出来一拼。这样的民族性，对于胡萝卜和大棒都有恰如其分的反应。刘少奇曾在“三年自然灾害”后感叹，中国人民是天底下最好的人民。他临死的时候又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厘清他先后讲的“人民”有没有不同。
　　人民只有运气，没有权力，运气好，遇到的是有道明君；运气差摊上的是无道昏君或暴君。有皇帝的历史大抵可以如是观。皇帝没有了以后，诞生许多党派，他们从理论上或公开的宣传上抛弃了君权神授，承认权力来源于人民，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除了能够量化民心的方式，包括武力的方式，争取到了人民的授权。至于这个授权有多久，有没有附加条件，这不这么多年来，大伙都在慢慢商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