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3-19 09:39:31
　　明初卷·第三章　权阉出场：“国老”王振
　　一　“三杨”的失败（2）
　　上回介绍了内阁“三杨”之来历，讲到三杨所代表的阁权刚刚出头，就碰上了大对头司礼监——

　　话说此时司礼监所掌之事主要有二，一是对内官及内府事务的监察，在这一点上，司礼监很像外朝的都察院；二是掌管御前文字，什么御札、文册、本章等，都由司礼监收存。显然，司礼监在二十四监中，地位非常突出，权柄不可谓不重，尤其是它的第二项职能，很像皇帝在内的“秘书局”，日接清光，属于近侍内臣。可以说，在仁、宣之前，司礼监的地位虽然尚不及内官监，但它在“宦权”的格局中独树一帜。

　　在仁宗与宣宗时，内阁与司礼监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增长。
　　它们并驾齐驱，轰轰向前，来源于一个双轨制的行政运行机制，即“（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制度形成。
　　首先说票拟，是指内外本章奏进后，先由辅臣拟票，即用墨书在纸票上拟出处理意见，如此本当下某部议，则书“下某部议”，或当如何处分，则径书当如何处分，等等，其实就是为“圣鉴”提供决策参考（当然不会写：仅供参考，而是直接用皇帝的口气说话，直称“朕”将如何）。
　　阁票拟好后，附于本章之内，由司礼监文书房进呈，那么进入“批红”的最后环节。
　　所谓“批红”，是用朱笔（不同于阁票的墨书）批出最后的处理意见。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以为批红定然是皇帝的手笔，如宦官运笔，则为僭越。其实，批红用红，代表了它的权威，表明它是最后的决定，仿佛杀头用红笔勾名，是不可更改的了。皇帝批阅本章，在题奏本章上亲笔做出批示，绝对是有的，但多数本章，不由皇帝亲笔，而是由臣下代劳。
　　过去在皇帝于公朝理政时，各衙门官员轮番在御前进奏，皇帝当面做出是与否的决定，该部官员随即将圣谕记录下来（六科官员同时笔录，留有备份，以防官员捣鬼），出宫之后，即便施行。在朱元璋、朱棣时期，许多本章都是这么处理的。自设立内阁，皇帝有了得力的帮手（阁臣仿佛天子的师爷），就可以减少许多繁琐的文牍事务。
　　但朱元璋父子都是专制君主，不容许外人干染他的大权。到仁宗这里，虽然仍为独断，经常从宫内出御批、手诏，径直传旨，但仁宗对身边近臣的倚靠就明显加强了。当时一些重要的辅臣（不单是阁臣），如户部尚书夏原吉，就时不时领到一份本章，请他看怎么处理，回去先拟个办法，这就是“拟票”的雏形。夏尚书认为这是皇帝非常之信任，所以非常尽心，回到家里，伏案亟思，反复思忖，字字斟酌，此情此景都被他儿子看在眼里，后来写入他的传记中。

　　仁宗祚短，只干了一年就驾鹤西去了。其子宣宗是个游戏皇帝，虽然爱舞文弄墨，却不喜做案牍文书的奴隶，他就把这份枯燥而繁重的差事，更多的托付（或称“推”也不为过）给内阁辅臣。从此“票拟”正式成为内阁的职掌，于是阁权为之一振。
　　而同时，从永乐晚年开始，皇帝再很少在公朝之上做出决策，一切公务都转为靠文书推动，“批红”也不再由外朝官员染指，而落入司礼监太监的手里。
　　日期：2014-03-20 09:54:40
　　明初卷·第三章　权阉出场：“国老”王振

　　一　“三杨”的失败（3）
　　上回讲到，英宗朱祁镇即位，是明朝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转折——
　　一个尚未脱懵懂的小皇帝即位，既给臣子们制造了疑难，也给了他们以机遇。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必须了解明朝初期行政的机制及其特点。在明代初期，主要依靠“公朝理政”。明代的早朝制度，是朱元璋在借鉴唐宋朝会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性格特点加以创制而产生的。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皇帝必须每天天不亮上朝，在奉天门上高坐，等候各衙门大臣轮番进奏，皇帝当着全体朝臣，逐一处分。显然，这样的朝会制度，做到了朝政与众共之，“奸臣”难以欺瞒，而皇帝在这万人之地亲断国政，确保了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里。正是朱元璋的勃勃野心和对朝臣的极端不信任，才推动他创设了这样的朝会制度。

　　然而，这一制度无论对皇帝的体力、精力，还是处理政事的能力，以及丰富的从政经验和社会阅历，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且莫说让皇帝每天都在四更天，天还未亮，就要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拔起来，点蜡坐朝，有多么辛苦，群臣从京城四面八方往紫禁城里赶，更是辛劳百倍；江南虽然气候温和，但梅雨期来了，大雨也是一瓢一瓢地兜头浇，又时不时旋起一阵阵阴风，撩得人心寒腿颤，设若再天上炒豆子，急落下一锅冰雹，朝臣非一半阵亡，一半入院不可。

　　而老朱凡事一厢情愿，就闭门造车，搞了这么个东西出来。他仗着体力强健，精力充沛，脑袋里花儿活又多，每天都能想出新辙来玩，是以坚持了许多年。但到晚年，他的敌人一簇簇的被消灭，老年的他也懒得上朝了，经常就在西宫，或寝宫走廊里召见臣下，不常出来见人了。
　　他孙子建文帝初也觉得坐朝没啥滋味，即位之初，上朝不是很勤，结果被一个新进儒臣做张做势地批评了一通，他为了表示善于纳谏，从此就不再懒朝了。
　　朱棣夺位后，经常坐在朝上下屠人绝户的命令，永乐七年北巡，他带领一部分亲近臣子来到北京，北方的天气较南方严酷，冬天冻得鼻涕都结冰碴子，夏天一轮红日升起，照样能把人烤得焦糊。在北方上朝，就比南方更为艰难，这是朱元璋没考虑过的。
　　于是朱棣从权，很少再行早朝，让大官小官们一起来凑人数，而是在右顺门接见需要见面的朝臣，小范围内商议政事。到永乐中晚期，朱棣与其子朱高炽的关系和谐稳定下来，他开始更多的把政务交给监国的皇太子，自己窝在宫里炼丹御女，不常出来了。
　　而皇帝一旦不常出朝，但他的政令却不可一时不行于世，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情势：只有少部分近臣（如阁臣）、重臣才能见到皇帝，但他们见皇帝也只是比一般朝臣稍多一些而已，经常围在皇帝身边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宦官，二是佞幸（对永乐来说，就是那些术士们，最出名的便是袁珙、袁忠彻父子，事见《明宫闹鬼》）；而宦官中，除了服侍他生活的近侍，就主要是包括司礼监太监在内的太监大佬了。

　　过去人们对明史有个极大的误解，以为明朝皇帝从宪宗开始不接朝臣，导致宦官干政。其实不然，朱元璋制定的朝会制度有着天然的缺陷，他虽然规定皇帝必须每天上朝，但他自己都无法做到，到永乐时期，早朝几乎停废，仁宗登基后也经常免朝；宣宗则较为勤朝，但有意思的是，从宣宗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朝臣懒朝、逃朝的现象，平常都是几百人，有一次竟然达到上千人。这让宣宗大为不平：“老子天天搁这儿坐着，你们倒溜了！”于是令科道官点名，对无故不来上朝的，按其缺勤次数，给予不等的处罚。

　　可见，明代的朝会，尤其是早朝，实在乏味得很，对于君臣都是个负担。不上早朝，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但问题是，朱元璋把早朝整得那么隆重，每天几千人戳那儿站着，就像举行大型赛会表演，而礼体又甚严，百官光见个人影儿，只顾拜了，话儿自然是搭不上的。朱元璋偏重早朝，却没有建立合理的天子召见重臣的日常机制，早朝一散，皇帝退回宫里，就不再出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早朝再一废，百官要想面君，就真比登蜀道还难了。
　　所以说，明代君臣隔绝之弊，不是宪宗朝才出现的，自打太祖晚年就已渐露端倪，但永乐、仁宣时期，这一现象还不太凸显，引人注意，因为这三代人都是成年之君，他们在接位前都有较长时间的从政训练，与朝臣建立起各种关系。然而，当英宗冲年即位时，还是个稚嫩的孩子，问题就突然变得突出起来，以至于政事都无法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