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天国王朝》
　　故事的开头，仿佛一片田园诗般的乐土：
　　“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或食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
　　写下这些文字的，是意大利传教士马提奥.利齐，他的中文名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利玛窦。公元1552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九岁时进入本城耶稣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公元1577年，利玛窦前往远东传教，1582年8月到达澳门，然后前往广东，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生活。
　　当年像他这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远不只利玛窦一个。据说，明末登陆中国的那些最早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感到非常惭愧甚至羞愧，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庞大帝国是如此富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远超他们的想象，基督教会形容的那个无所不有的“天国”，恐怕也不过如此。
　　传教士们马上遇到了难题，帝国官员们对外来宗教普遍缺乏兴趣，而且孔孟释老的信仰根深蒂固。传教士开拓市场的通常技俩，比如他们在美洲、非洲以开展慈善事业和教授生产技术为先导的传教方式，在帝国很难行得通——传教士们确实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也许火炮和钟表仪器制造技术除外，但即使这些，在帝国政府看来也只不过是些微末的奇技淫巧。
　　于是，主的这些使徒们被迫做起了兼职，有的当上了钟表匠，试图通过制造修理自鸣钟的稀罕手艺，引起权贵们的垂青，从而侥幸打开传教之路；有的干上了军事工程师，专门为缺乏科技基础知识的帝国军队设计大炮，希望帝国政府能投桃报李。这些人数量很多，且延续时间相当长，迟至乾隆时期，还有老外毛遂自荐，说自己修得一手好钟，希望能得到朝廷录用，结果被皇帝嗤之以鼻——咱TIANCHAO钟表匠的技艺，早甩了你们两条街啦！

　　不过公平地说，这些甘为匠人的神父们，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军事史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明末清初的几乎所有大威力火炮，差不多都是在他们的指点下搞出来的，或者起码与他们有关，其中就包括我们后面将要重点提到的，很可能导致后金汗努尔哈赤死亡的那一炮。
　　也有少数教士比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比其他人更深晓“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来中国传教前就掌握了许多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数理化学问，因而除了照例会修钟表、造大炮外，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日月食万年历无一不晓，唬得只知子曰诗云的高管们一愣一愣，从而厚积薄发一步登天，有的还趁机混进高管行列，甚至做到了帝国科学院院长兼天文台台长（钦天监监正）。
　　与鸦片战争后那些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同行们不同，在中西文明交流方面，当时的传教士贡献多多。还以利玛窦为例，他不仅是将《四书》等儒家经典翻译并介绍给西方的先行者，而且还帮助中国学者将《几何原本》等科学书籍译为中文——数学中“几何”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尽管他的最终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自己夹带私货方便，因为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的同时，利玛窦也抽空翻译了《圣经》和《天主实录》，同时也趁机发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其中不乏几位著名的政府官员。

　　再比如，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欧洲人都曾提到过东方有一个大国叫“契丹”，但西方人始终不知道这就是中国。直到利玛窦，才第一次确定了契丹原来是中国的别名：公元十世纪，契丹人曾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领土从中国北部向西一直延伸到中亚草原，因而契丹的名字被当时许多国家用来称呼中国北部，直至成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
　　后人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即以他命名）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堪称近代初期西方地理学史上最有意义的两大贡献——要知道，糊涂的哥伦布一直认为自己到达的是印度，并将当地土著称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
　　与利玛窦一样，这些传教士基本都隶属于耶稣会。这是一个成立于公元1534年的天主教修道会，建立的初衷是对抗当时日益壮大的基督教新教，因而十分强调纪律和服从，要求会士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其第一任会长、后来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罗耀拉甚至有句“名言”：“我相信白就是黑，只要教会是这样说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成员是信口雌黄夸夸其谈的骗子，事实上，罗耀拉与其他会士一样在世界各地跋涉，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传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圣人们也曾是与自己一样的凡人，他们当年所忍受的痛苦，自己也同样能够忍受。

　　据说只要同意让他们在中国传教，耶稣会士们可以答应任何事情，凡事皆可变通处理，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去触犯帝国几千年来的古老传统。比如刚到这里的时候，利玛窦想当然地穿上了“僧装”也就是和尚服，但很快他就发现与欧洲不同，僧侣的这套行头在中国并不受尊敬，于是便从善如流，开始蓄发留须，穿起儒士的服装。再比如，他们对向中国官员下跪磕头毫无心理压力，而且就像普通中国百姓那样，姿势极其自然谦恭，尽管在他们自己的老家，规矩其实是反过来的，公务员应首先向上帝的使者们致敬才对。

　　又比如，教士们很快发现了传统力量的强大，于是善解人意地允许主的中国信徒继续烧香磕头，照旧祭天、祭祖兼祭孔，为此利玛窦还独创了一套理论，宣称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主”其实是一码事儿，信徒们的祭拜是遵从习俗而无关信仰，只要其中不掺入许愿、崇拜、祈祷等宗教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背基督教义。这一原则被称为“利玛窦规则”，它一直被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做为潜规则而暗中遵守着。

　　直到康熙以后，多明我会取代了耶稣会，这些愚蠢的新手们蔑视先辈积累的宝贵经验，自不量力地妄图改变“利玛窦规则”，想提前两百年就打倒“孔家店”。结果毫无悬念，他们被清朝皇帝们毫无悬念地赶回老家，更连累教会在中国全面受禁，这就是天主教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

　　可是突然之间，一群杀气腾腾的野蛮人破坏了天国的安宁，就像古老的诗歌里人们所吟诵的那样：“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
　　当年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许多人，都经历了明末清初的滔天巨变。对那段令他们刻骨铭心的历史，一些人还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字记录，四个世纪之后的我们翻开那些故纸，轰隆的铁蹄声和刺鼻的血腥味仍然扑面而来。其中，就包括一本名为《鞑靼战记》的小册子，它被认为是反映明清交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及最原始的记载之一，该书作者名叫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与AC米兰那位永远的队长同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