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的记载中，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入侵者称为“鞑靼人”——这个词，据考证来自于辽金时期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塔塔儿部，当时其他部族为了获得好处或不被欺负，往往冒称自己是塔塔儿人，欧洲人后来便用这个词来统称中国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
　　在《鞑靼战记》里，作者写道：“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的东部鞑靼人。”于此同时，传教士也可能收到了明朝百姓的影响，因为明人将蒙古人称为鞑靼，或更进一步蔑称为“鞑子”，而不出意料地，这顶倒霉的帽子后来又戴到了他们同样蔑视的满洲人头上。
　　利玛窦的老乡兼同行马尔蒂尼，于明朝崇祯十六年即公元1643年到达中国。就在那一年开始的正月初二，李自成攻陷嘉靖帝系的龙兴之地——大明陪都之一的承天府也就是湖北钟祥，随即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了农民军政权。这支大军继续向陕西挺进，一路势如破竹。
　　对明帝国祸不单行的是，同样在这一年，华北爆发大鼠疫，并很快扩散到西北，给明军的防御和农军的进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前段时间有部片子《大明劫》，就是以此事为背景。那一年的八月初九，在位十八年的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经过一翻明争暗斗，六岁的小皇帝福临登基，他的叔父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了实权。十月初三，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督师孙传庭与大明最后的精锐一起战死。在农民军与鞑靼人的内外夹攻下，谁都知道，明帝国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在这种情形下，聪明的马尔蒂尼立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卫匡国，以表明自己与大明子民共同匡扶社稷的决心。他虽然也去过北京，但主要活动区域在江浙一代，因而亲身经历了江南那些惊心动魄的血与火时刻，后来甚至还参加了当地反清复明运动，对满清自然没什么太多好感。
　　公元1651年，卫匡国回到欧洲，在罗马教廷为传教士奉行的“利玛窦规则”辩护，同时开始用拉丁文撰写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包括编年体史书《中国上古史》，地理学著作《中国新图志》，语言学工具书《汉语语法》，以及反映明清交替那段惨烈历史的《鞑靼战记》，正因为这样，他被认为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公元1657年，卫匡国返回中国，与清廷和解并继续传教，四年后病逝于杭州，其墓地保存至今。

　　需要说明的是，包括卫匡国在内，大多数传教士既没有条件接触到明清双方的核心机密，也没有机会亲自对相关人物进行访谈，因而与今天北京的哥们嘴里喷出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红朝秘史类似，传教士们记下的好多内容，其实属于不加分辨的道听途说。正像在为同行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所写的序言里，耶稣会士金尼阁指出的那样：“到现在为止，有两类写中国的著者：一类想象得太多；另一类听到很多，不加思索就照样出版。我很难把我们自己的某些神父排除在这后一类之外。”

　　比如《鞑靼战记》的作者卫匡国，在清军入关期间生活在南方，他关于中国北方的好多记载，尤其是有关袁崇焕和毛文龙等人事迹的描述，应多归于此类。此外，大多数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的了解，远没有达到利玛窦的水平，而许多人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无法令我们恭维，加之年代久远，以及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理解错误，造成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是一件叫人极其痛苦的事，有时候恐怕，看得头疼脑涨却不知所云的现代读者们，恨不得杀了作者的心都有。

　　另一方面，虽然这些资料有着种种缺陷而且并不一定精确，但它们毕竟是那个时代当事人的第一手素材，就如同后面我们要提到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扬州十日记》等民间资料一样，处处浸透着草根阶层和小人物的血泪，要知道刀枪不长眼，它可不管你是黄皮肤的大明百姓亦或蓝眼睛的上帝使徒。
　　而且，有些记载还具有不可替代性，比如几名传教士留下的他们在张献忠农民军中的亲身经历，就无疑是研究那段历史的极为稀缺的一手资料。汤若望在明清两朝身居高位，甚至与满清最高统治者都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他记录的高层秘密其价值无法估量。对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豪也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该书“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
　　再者说，我们自己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载，虽然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却众说纷纭或自说自话，在这种情况下，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看看外人怎么写我们，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

　　因此，本文将以利玛窦、卫匡国、汤若望等留下的记载为脉络，同时结合必要的中外史料，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像一个人虽然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他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他怎么看，还有，他认为别人对他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他对自己怎么看，在好多时候，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日期：2014-03-18 08:19:23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上）
　　有种说法认为，明朝的灭亡始于嘉靖皇帝，而更多的人却宣称其孙子万历皇帝才是罪魁祸首，正是由于他长达数十年的消极怠工和不做为，才将这个曾经繁花似锦的帝国拖入绝境，至于最后无力回天的崇祯皇帝，只不过是一只可怜的替罪羊罢了。
　　不过，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对万历的印象都还不坏。“距离产生美”以外，也许还因为，我们的皇帝除了极其懒惰（当然这么说也许不全面，毕竟他还搞过‘万历三大征’），还极其贪婪，除了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他尤其是对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鲜玩意儿，只要看到，都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天象仪等等好玩的东东，正好搔到了万历的痒处，玩得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甚至，在几个有权势的教友——后面还会提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字——的帮助下，以方便修理这些“贡品”的名义，利玛窦等人还获得了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
　　但花团锦簇的宫禁之外，明帝国却正向着黑不见底的深渊，无可挽回地急速滑落。就在利玛窦抵达北京的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酋长同样来到了帝国京师“朝贡”，此人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据说在他的本民族即女真人的语言中，这个词是“野猪皮”的意思。

　　不仅如此，“野猪皮”酋长的两个同母弟弟，舒尔哈齐是“小野猪皮”，雅尔哈齐是“豹子皮”，而“野猪皮”十一年后才出生的儿子多尔衮，在女真语中则是“獾”。很显然，在那个绝不会提倡动物保护的年代，此种情况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即女真这个民族，是依靠打猎为主要营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