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表明，同在北京“朝贡”的传教士和努尔哈赤两拨人有过什么接触，利玛窦等也没有留下关于努尔哈赤的任何记载，事实上，当时整个大明朝都没将这些女真人太当回事，只认为他们是些野蛮的臣属而已。与致力于改变异教徒信仰的传教士不同，努尔哈赤没那么高大上的觉悟，他这次到京城主要是给高官们送礼也就是行贿来了，至于为什么，咱们到后面再说。
　　此前的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中国和日本在朝鲜爆发大规模战争，看起来颇为忧国忧民的努尔哈赤主动向朝廷请缨，要求率女真骑兵去朝鲜打鬼子。虽然该提议被担心引狼入室的朝鲜当局婉言谢绝，但朝廷对努尔哈赤的积极态度无疑十分满意，不久后便册封其为龙虎将军。另外不得不说的是，抗日援朝期间，明军在东北的兵力布署十分空虚，尤其是悍将李如松麾下的辽东铁骑大多调入朝鲜作战，从而给了野猪皮先生极大的发展空间，他趁机大肆吞并其他女真部族的领地，无所不用其极地膨胀自己的势力。

　　那次进京朝贡十五年后的万历四十四年即公元1616年，这位渔猎民族首领终于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起兵造反，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年号“天命”，国号则沿用了女真祖先的“金”，历史上通常称其为“后金”政权。这个后金，就是清朝的前身，而后金开国汗王努尔哈赤，便是后来被尊称为清太祖的那个人。
　　此时，利玛窦已经去世六年。认识他的人们肯定不会想到，这个被士大夫尊称为“西泰先生”，外表看着慈眉善目的意大利老头，竟然能教出一批精通杀人火器和使用技巧的中国学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面来明清战争的进程，也在客观上延续了大明的寿命。甚至号称战无不胜的“野猪皮”汗王本人，最后也很可能栽在了他们手上。
　　这是由于，如果努尔哈赤真是像传闻中那样死于炮创，那么导致他死亡或重伤的那颗炮弹，肯定是从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发射的。有人考证过，这些大炮都是从澳门外海搁浅的英国巡洋舰上打捞出的，当初组织引进它们的，是利玛窦的一个著名学生，而指导和训练帝国炮兵如何使用它们的教官，则是利玛窦的再传弟子们，甚至当时宁远城现场的明朝炮兵指挥官，还是他们中的一个。

　　如果努尔哈赤能穿越回公元1601年，不知会不会专门去拜访一下同在北京的利玛窦们，并同他们搞好关系？唉！人生若只如初见……
　　既然所有的故事都要从头说起，要想搞懂明清之间的恩恩怨怨，就要往前找原因，而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中国人和这些“鞑靼人”之间的纠葛，起码要追溯到距当时四百年前的公元十三世纪初：“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叙述中国和鞑靼之间的战争，按他们史书和编年史所记载，始于1206年，持续了七十七个年头。”
　　这里重申一下，“鞑靼人”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对长城以北所有骑马民族的统称，并不只局限于女真人，也包括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渔猎民族。很可能，在他们和当时的明朝人看来，女真和蒙古这些“鞑子”都是一丘之貉，是没有多大分别的，要说就要一块儿讲才行。
　　我们知道，公元1206年，蒙古草原各部在今天外蒙肯特山东麓的斡难河源头召开大会，共推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国号“大蒙古国”，这也标志着日后席卷欧亚的蒙古帝国正式成立。
　　也许是因为发音过于接近，当时的欧洲人，经常把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公元十四世纪后期的帖木儿大帝即中亚帖木尔帝国的开国皇帝相混淆，即使学识渊博的利玛窦也没有搞清这两人的关系，他曾经写道：“一直到1206年，异族人才第一次有征服全国的记录。那时候有一位鞑靼领袖是整个民族的征服者，向整个国家进行胜利的进军。我们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而我也觉得有理由认为，他就是帖木儿或他的一个继承人。”

　　其实，“鞑靼”和“中国”的战争，或者蒙古征服中原，肯定比公元1206年这个时间要晚得多。成吉思汗于公元1211年才大举入侵中国北方，他们进攻的对象，正是努尔哈赤们的祖先建立的国家——金朝。成吉思汗宣称，蒙古与女真有着血海深仇，自己的祖先俺巴孩曾被金朝残忍地杀害，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年以后，当女真人的子孙努尔哈赤，起兵反叛曾推翻了蒙古的明帝国时，也动用了几乎同样的借口。

　　到了公元1234年，在草原铁骑狂风扫落叶般的迅猛打击下，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灭亡。而蒙古对中国南方的宋朝正式宣战，则要一年以后，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反金的盟友。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看上去斯文孱弱的宋人，在开始阶段丝毫不落下风，甚至到了公元1259年，蒙哥大汗大举南征，竟然在钓鱼城（位于今天的重庆）殒命，至于这事儿到底是不是杨过大侠干的，则永远成谜（比如也有传闻说，这位蒙古大汗其实是吃了啥不干净的东西，最后拉稀拉死的，当真是‘好汉难挡三泡屎’啊）。

　　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最后鞑靼人在1278年整个征服了这个强盛国家，灭了宋朝，建立名为元的新王朝。元朝鞑靼族传了九代皇帝，和平、安定地统治中国达七十年之久；大约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随鞑靼人到达中国，这见于他的著述。”

　　如果以都城临安被占、皇帝和太后被俘，做为南宋灭亡的标志，那它发生在公元1276年，但若以南宋最后一支舰队在著名的厓山海战中全军覆没做为灭亡的标志，则为公元1279年。无论哪个，都和传教士说的对不上，显然后一个的可能性更大，鉴于这些传教士是与笔者一样的半吊子历史票友，一年误差自然可以原谅。
　　近代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人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
　　“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托克维尔生于拿破仑极盛时的1805年，死于整个世界都混乱不堪的1859年，他的另一部名著也许更为我们所知，那就是前段时间被高层推荐，社会广泛提及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待续）
　　日期：2014-03-18 08:20:07
　　《一、人生若只如初见》（下）

　　仿佛是为了证明二百年后那位法国哲人的正确性，对于占据了中原的蒙古人随后的生活，明末的西方传教士写道：“在这个时间内，鞑靼人遗忘了他们昔日英勇气概及尚武精神。在中国享受安逸生活，消磨了他们的意志，因长期和平相处，他们变得日趋温顺，为中国人的本性和气质深深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