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嘛，托克维尔和传教士也许都太绝对了，以后者为例，此话前一半大概是对的，安逸的生活确实消磨了草原骑士们的斗志，但后一半嘛，翻看史书我们会发现，除了萨天锡、马伯庸（可不是祥瑞御免的马亲王，而是元朝诗人马祖常）等极少数外，起码在元朝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多数“鞑靼人”都与中原文化格格不入，恐怕从未被“中国人的本性和气质深深感染”。导致这个帝国最终覆灭的元末农民大起义，起因相当复杂，但起码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源于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和民族间的矛盾。

　　到了这时候，我们的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也就是朱元璋，终于隆重出场：“一个姓朱的贱民——他是一个偶像献祭者的仆役——起兵反抗鞑靼人。这个对他那受着奴役的国家心怀不平的人，也产生了当权的野心，做起了拦路强盗。”
　　蒙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汉人被划进了最低的两个等级，称朱元璋为“贱民”应该并不离谱，而上述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也是朱元璋等汉人参加起义的原因之一。至于朱的宗教信仰，看过《倚天屠龙记》的童鞋们自然知道，身为教主无忌哥哥的小弟，年青的朱重八曾是一名摩尼教也就是明教信徒。只不过，历史上的他是否真曾加入该教，后世众说纷纭，即使真有这事，当时中原的明教早和白莲教等秘密团体相互融合渗透，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了。

　　很显然，传教士是相信上面这种说法的，他称朱元璋为“偶像献祭者的仆役”，其中自然不无贬义。但同时，他又对这位异教徒的品行评价颇佳，说“他天性宽大，英勇，思想和行动敏捷；不乏志气、计谋、同伴及运气。”另外，重八似乎没做过打家劫舍的强盗，而是由和尚直接参军的，除非后世史料对此事有意漂白。
　　传教士记述说，我们的重八哥“召集大批人马，短时期内组成一支大军；从此他不再是强盗，成为一员军事指挥官，勇敢地进攻鞑靼人。”朱元璋于公元1352年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从普通士兵干起，很快得到主帅的赏识，被郭招为养女婿，新娘子就是后来有名的大脚马皇后。结婚后，朱重八才正式改名朱元璋，据说前两字取“诛元”谐音，而璋是一种尖头的玉礼器，正好象征“诛元”的家伙事儿。

　　长话短说，经过十六年的艰苦鏖战，期中大多数时间，他的主要对手都是陈友谅、张士诚等其他义军头目而非蒙古人，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终于扫灭群雄，在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同年，明朝大军北伐，一路摧枯拉朽，很快攻占大都，元帝国灭亡。对于这一事件，传教士写道：“多次激战后，他取得辉煌战功，终于在1368年把鞑靼人赶出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接受整个中国作为他英雄业绩的酬奖。”

　　明太祖的“洪武”年号，其来历众说纷纭——该年号并非像通常那样，由大臣们引经据典提出备选方案，而是朱元璋直接拟定的，因而皇帝基于什么理由就不得而知了。在这里，传教士也提供了一种说法：“他创建大明王朝，作为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自命为洪武，意思是‘著名武士’。”

　　这可能是当时中国民间的普遍看法，比如利玛窦也曾记载：“以智慧或诡计成功地屈服别的军阀的英雄，是朱姓家族的一个后裔，后来中国人称他为‘洪武’，意即‘卓越的统帅’，更准确的翻译则是‘洪水般的武功’。”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传教士们看来，朱元璋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鲜明地打出了民族主义大旗：“在取得如此赫赫功绩后，各省纷纷归顺于他，也就是归顺自己的国人。他成为百姓的解救者：因为中国人之爱戴和尊敬自己人，一如他们之憎恶异族，这是他们的天性。”
　　传教士不知道的是，尽管因民族主义而受益颇多，但夺取天下后，明太祖并没有教导国人无原则地憎恨异族，反而鼓励和吸纳有才华的鞑靼人为新王朝服务——“蒙古、色目人有才能者，许擢用”。即使对于元朝的那些皇帝，他也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认为“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孙罔恤民隐，天厌弃之”，很显然，明太祖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对于这位创建了中华帝国未来五百年基本制度的皇帝，西方传教士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利玛窦自然注意到了朱元璋制度性建设的成果：“今天治理中国人的法律都不早于洪武，所有这些法律或是由他亲自制订的，或是从他的前人那里接受过来的。他的计划明显地是制订一部全面性的法典，是以可惊叹地保证国家的安全，以及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绵延久远。”
　　显然，这部法典就是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鸿篇巨制《大明律集解附例》，简称《大明律》。该法典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洪武年间经过三次大规模修订后最终定稿，终明一朝再无修订，遇到需要变通之处，朝廷就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以辅律的形式做出修正案，这是因为朱元璋极其讨厌子孙后代“变乱成法”，甚至明文规定有敢修改者严加惩处——“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大明律》影响了中国五百年，这部法典除了条文繁多覆盖广泛之外，与以往各朝法律相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刑上向两端倾斜，罪轻者惩罚更轻，罪重者——比如“谋反”等——惩罚更重。尤其是，它还特地增加了“奸党”一条，从而开了历代法典先例，《大明律》命令禁止“奸党”“交结近侍官员”、“上言大臣德政”等，这无疑是为明朝皇帝打击朋党服务的。

　　朱元璋将帝国首都选在自己的老巢应天府，也就是长江边上的南京，卫匡国说：“他很快整饬朝政，创立大明国；不再担心被解放的人民造反。他定都那条大江岸边的南京，中国人因这条大江奔腾入海，称之为‘洋子’。”
　　其实，“扬子”并非海洋之“洋”。这一名称源于隋代在扬州南岸设置的一个叫扬子津的渡口，最初专指扬州、镇江附近长江段，后来扩大为长江下游。据考证在明末清初时，渡海而来的欧洲人从长江口溯流而上时，一定会经过名叫扬子江的这段长江，因此西方遂以“扬子”（Yangtze）来称呼整条长江。
　　（待续）
　　请继续期待《二、不能承受之痛》
　　日期：2014-03-19 08:18:41
　　《二、不能承受之痛》（上）

　　在当时资本主义正蓬勃发展的外国人眼中，明代绝对是个十分奇特的王朝。
　　一方面，明帝国似乎并不差钱。虽然黄仁宇先生说过，全明朝276年所铸铜钱数，北宋只要两年即可全部铸成，从而得出了明朝经济衰落的结论，但他大概忽视了，明朝尤其是明朝末年，帝国的主要流通货币除了铜钱外，更有白花花的银子，而当时世界的贵金属，尤其是白银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囤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