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时中国白银的产量极其有限，官府银矿的年产量仅为6000公斤（1公斤相当于26.6两），而帝国国库每年收入的银两则在十万公斤左右，由此不难推测，大部分白银都来自海外，尤其是它的主要产地——美洲。
　　据统计，西班牙在新大陆殖民地所产的白银，有约20％被Galleon（即著名的‘西班牙大帆船’，通常三桅或四桅，载重量很大且可商战两用）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其亚洲殖民地马尼拉，然后再运往中国。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则通过中亚贸易，由欧亚草原间接转入中国。
　　按照西方人的计算，仅1597年这一年，西班牙从美洲海运到中国的白银将近35万公斤，这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要多。很显然，美洲的主人虽然表面上威风凛凛，但其实却在给遥远的中国打工，绝对的“驴粪蛋儿表面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一切都是因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虽然西班牙并非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所需要的消费产品，尤其是那些自己无法生产的，仍多是通过贸易而非掠夺而得，使得发现新大陆以后到十七世纪前期，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一直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相比西方的粗制滥造，当时中国的商品绝对拿得出手，而且高附加值，尤其是瓷器、丝绸和茶叶，每一种都绝对是让欧洲人眼红的硬通货物。老外眼馋想要？可以，拿货币来买吧，而当时东西方通用的货币，就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
　　到了后来，眼看着白花花的雪花银飞也似地流入东方那个无底洞，无计可施的西班牙人狗急跳墙，甚至动起了歪脑筋——十六世纪后半叶，不断有急红了眼的官员、商人向国王菲利普二世上书，强烈要求入侵中国，其中甚至包括菲律宾总督桑德等军政要员，但随着海军无敌舰队在英国的覆灭以及陆军在尼德兰战争陷入泥潭无法脱身，一生中三次宣布政府破产来赖账的菲利普二世，这回不敢再在东方折腾了，于是此事最后无疾而终。

　　后人认为，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另一个冤大头的贡献——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鬼子们对“唐货”可是一向趋之若鹜的，以至于当局为了限制入超，不得不对中国产品专门征收高额的“唐物税”——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而另一方面，钱却永远都不够花。利玛窦写道：“赋税、关说和其他贡物，据一般说法一年无疑已超过了一亿五千万（不清楚利玛窦在这里用的是什么货币单位，当时的意大利各地货币种类多如牛毛极其混乱，但显然从上下文推断，一亿五千万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资金），它们不归入皇帝的金库，皇帝也不能随意处置这笔收入。
　　“作为通用货币的银子被存入国库，而用米交纳的收入则被存人政府的仓库。民用及军事开支和政府各部门的用度也都由这一国库提取，而国家预算之大是远远超过欧洲人所能想象的。人们很难相信，有时候即使这样庞大的收入也不够应付开支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增收新税以保持预算平衡。”
　　而这些税收常常都只体现在账面上，至于真正能收到多少，只有天晓得。比如公元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帝国财政部即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而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了，足够让税务官谢天谢地。
　　除了维持帝国日常运转的开支，皇室的奢侈消费，以及官员的腐败潜规则外，花钱的另一个大头，无疑就是为防范长城外骑马民族而消耗的军费支出。仅“万历三大征”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二百万两，把当年张居正改革积攒下的红利吃得干干净净，而帝国北部边防军每年的军费都在八百万两以上，还仅仅只够维持日常开支，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不可避免地大出血，因为帝国财政根本没有应对突发战争的预算。

　　而明朝在北方的战争绝不算少。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从朱元璋开始，皇帝们组织了多次大规模远征，“他不满足于把鞑靼人逐出中国，进而追击到鞑靼本土，几次打败他们，毁坏他们的土地，终于迫使东鞑靼人陷入绝境，直至使他们放下武器，交纳贡赋，屈膝投降。”
　　其实，明军的这些远征并非像传教士形容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有胜有负，其中既包括公元1388年在捕鱼儿海这样的大胜，当时明将蓝玉大破蒙古，俘获元军八万，北元益宗皇帝（即天元帝）战败后被部下杀死，“元”这个汉式国号从此不复存在；也包括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这样的大败，当时明英宗号称五十万的大部队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也当了俘虏，此战直接导致北京被围，帝国险些覆灭。但不管怎么说，“鞑靼人”被“逐出中国”甚至“陷入绝境”，在明朝前期确实发生过。

　　不过，西方传教士显然没有搞清楚，当时与明军激烈对抗的主体其实是蒙古人而不是女真人即所谓“东鞑靼人”，他们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次战争风暴主要落在女真地区鞑靼人身上，鞑靼人被逐出中国后就是回到女真地方。”
　　从史料来看，起码一直到明朝中期，帝国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大体保持着和平，当地的女真酋长们以藩属的身份向帝国朝贡，并从朝廷那里获得封赏，以及，相对更加重要的贸易特许权。
　　尽管混淆了蒙古与女真，但来自资本世界的传教士绝不会忘记女真与中原的贸易情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后来，那里的鞑靼人，或作为臣属，或作为友人，年年都经辽东省进入中国，跟当地居民进行交易；因为鞑靼人已经贫困，不愿再跟中国打仗。他们携带各种货物，如中国人很珍视的叫做人参的根；海狸皮、貂皮、黑貂皮等贵重皮货；以及中国人用来织网的马鬃，男人用作束发，表现为最美的打扮。”

　　事实上，当年努尔哈赤进京送礼活动，目的正是为了获得贸易许可证或进出口专营权，也就是所谓的“敕书”。后人认为，只有在这些敕书——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努尔哈赤们才能够把大东北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等等宝贝，换成他们极其需要的各种生产与生活资料。他们也才能凭借获得敕书的这种特权，控制住自己的部族人众。

　　换句话说，通过对特许贸易权的控制，明帝国牢牢掌握着女真人的经济命脉。
　　（待续）
　　日期：2014-03-20 08:10:41
　　《二、不能承受之痛》（下）
　　“但鞑靼人口迅速增长，他们很快形成自称为盟的七个部，相互攻战，最后大约在1550年合并为一国，称为女真国。”
　　公元1550年为嘉靖二十九年，也是农历庚戌年，当时女真人仍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合并为一国”，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要到九年后才出生，而且女真各部也并不自称为“盟”，不知这位传教士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