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猜测，传教士很可能将蒙古人的事儿和女真人再次弄混了。十六世纪前期，经过二十余年的持续征战，忽必烈的后裔巴图蒙克——即中原史书上著名的“小王子”——重新统一了蒙古本土，他被尊为“达延汗”，“达延”就是“大元”的谐音。随后，达延汗将蒙古高原划分为六个万户，由他的七个儿子统治，这些万户后来逐渐发展成蒙古的行政区划“盟”。但此事发生在公元1550年之前四十多年，与传教士说的时间显然也对不上。

　　而公元1550年的最重要事件，无疑是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又称为阿勒坦汗，他是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从古北口攻破长城，如入无人之境般经过帝都东大门通州，竟然一直杀到天子脚下，京畿震动人心惶惶。明廷无计可施，只得任蒙古兵在北京城外饱掠八天，对方才心满意足地安然离去，“掠男女羸畜，金帛财物，既满志，捆载去”。此事直接导致兵部尚书丁汝夔做为替罪羊被杀，真正负责人严嵩宰相却安然无事。

　　对于“西鞑靼人”，传教士也有涉及，他写道：“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因为中国人认为与人打仗并不光彩，按照他们圣哲的教导，他们的国家可以采取别的方法维持和平安定。”显然，这些人指的应是就是蒙古人。
　　但其实，“中国以赠礼的名义向西鞑靼人进献贡品，以避免战争”，对中国国情只知皮毛的老外此言差矣。在对外政策上，与习惯性卑躬屈膝的大宋，或者两次鸦片战争后孙子样儿的大清不同，咱大明一向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这不，当初为了让这些瘟神早点儿滚蛋，朝廷被迫答应了俺答汗提出的“朝贡互市”要求，但事后就马上反悔了，随即关闭了宣府、大同等地的贸易市场，于是不可避免地再次引发战争。

　　可不要误会，要“朝贡”的并不是失败者大明，反而是胜利者俺答汗，只不过贼不走空，朝贡的目的正是为了“互市”。除了制作武器、装饰品等少数物件外，草原人手工业并不发达，资源缺乏技术落后，大量日用品只能依靠中原，即“必资内地以为用”，而获得方式只能有两种，要么是通过贸易用马匹来交换，要么是拔刀子去强抢硬夺，前者就是所谓的“互市”。
　　因而，就像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对明帝国来说不仅仅是经济手段，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据史料记载，由于明朝的经济封锁，俺答汗治下的蒙古人铁器严重匮乏，有的家庭甚至吃不了熟食，因为连做饭用的锅都没有。
　　虽然从经济上来看，贸易对彼此都有好处，因为中原虽然物资充足，可严重缺乏作战用的马匹，双方正好互通有无。可是，俺答互市的要求却激起明帝国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浪，其中言辞最激烈的，并不是那些只知道放嘴炮的喷子，而是世间公认的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杨继盛，后来他因为弹劾奸相严嵩而被诬陷下狱，打得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这位汉子竟然亲自打碎瓷碗，“手割腐肉，肉尽，筋挂膜，复手截去”，此公之刚烈即使不是后无来者，起码也是前无古人。

　　难怪即使后来的鞑靼人皇帝，对杨继盛也钦佩得五体投地，比如顺治就曾说过：“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显然，这绝不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小人，他对互市激烈反对，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杨继盛认为，与鞑靼贸易存在着“十不可”和“五大谬”，也就是十项不应该以及五个大错误。最主要当然是军事上的，比如害怕蒙古人借着互市的机会杀入长城，或者暗中埋下伏兵劫杀我重要官员，等等。另外还有其他顾虑，比如面子上的，认为和蒙古做买卖太丢脸跌份儿——“堂堂而下与边臣互市，冠履倒置，损国家之重威”，再比如经济上的，怕将来没钱没马的时候不好擦屁股——“大约岁帛数十万，得马数万匹，十年之后毕马少而我帛亦不继，将何以善其后”，以及害怕蒙古人强买强卖以“下马索上价”等等。

　　应该说，这些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蒙古人的狡诈众所周知，杨继盛提到的那些“不可”和“大谬”，此前和此后也确实都发生过。而更根本的是，当时明军的实力远远不能保障双方在互利的条件下开展正常贸易——只有当抢劫成本远高于交换成本的时候，草原人才会坐下来，真心实意地与中原人贸易，在此之前，既然抢劫远比交换来得容易，那干嘛非要费事呢？即使真地开放市场，恐怕也是单方面的强买强卖，就像杨继盛指出的那样。

　　于是，为了防范心怀怨念的蒙古人入侵抢劫，明帝国不得不修筑长城并布署为数庞大的驻防军，传教士写道：“同时，为防备敌人觊觎古老的财富，中国一直派出百万士兵守御从东至西的长城。”
　　明朝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九边三卫”，即大同、榆林、甘肃、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太原、辽东、宣府（治所在今河北宣化）、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和固原九个边镇即总兵辖区，以及长城以北的太宁、东胜、开平三个卫所。同时，帝国也确实保持着数额高达百万的常备军，仅“九边”就长期陈兵六十万以上，当然这些仅是纸面数字，至于其中有多少吃空饷的幽灵士兵，则不得而知。

　　在帝国户部可支配的资金中，大部分都用在了军事开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够满足边防需求。万历时，中国北方各军镇有在册官军人数近七十万，各项军费粮饷里面，单是现款也就是银子就高达八百多万两（另外还有粮食、劳务等大量实物性支出），这个数字在万历初年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常例。

　　对此，利玛窦曾经写道：“虽然除了鞑靼人的侵扰而外已经享有很长时期的和平，政府仍花钱维持着百万人以上的军队服役。这个数字看来并不夸大，如果我们回想在北方三省中一一其中之一称为辽东——几乎全人口的半数是经常在为皇帝武装服役的。”
　　不过，当传教士们到达中国的时候，明朝和蒙古已经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互市关系，这主要归功于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的高瞻远瞩，以通过新政而逐渐恢复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他们终于解决了困扰明帝国两个世纪的蒙古问题，至于具体细节这里不做展开。传教士们眼中看到的是一片安详，这番和平景象，往往让这些外来者得出中国一向如此的错觉：
　　“中国在大明朝治下得到巩固，享受了二百五十年持久的和平安定。”
　　然而，另一批鞑靼人还是杀来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鞑靼王的野望》
　　日期：2014-03-24 08:29:30
　　《三、鞑靼王的野望》（上）
　　俺们内噶都似东北银。
　　如果按照西方的说法，女真属于通古斯民族。“通古斯”是西伯利亚一条古老河流的名字，为叶尼塞河的支流之一，这个地名曾经震惊世界，而且绝对是字面意义上的“震惊”——1908年6月30日，通古斯发生了一次神秘的大爆炸，据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爆炸当量相当于1500万到4000万吨TNT炸药，整个欧亚大陆甚至连海岛不列颠都能感觉到震动，史称“通古斯大爆炸”，其原因众说纷纭至今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