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第43节

作者: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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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4-09-22 17:30:30
  《十七、阁老督师》(下)
  此人,就是以太子太保(地位仅次于‘三公’的‘三孤’之一)、东阁大学士(宰相,国家副总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身份,“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的孙承宗,皇帝允许他“便宜行事,不从中制”,即遇事可以自行决策,不必先向朝廷请示汇报。
  也许因为毛文龙此前确有谎报战功的行为,而且极其夸大,以至于袁可立等人对他的战报“心颇疑之”,为慎重起见,孙承宗决定核对后再说。不久以后,他向天启皇帝报告了对毛文龙战报的核查结果,派去检验的人,正是毛日后的死对头袁崇焕,不过后者的官衔此时仅为从四品的兵备副使,而且还是刚刚提升不久,与毛总兵的级别尚有不小的差距。
  对毛文龙部队献上的这些污血狰狞的人头,袁副使检查得不可谓不细致——女真人的发式与明人有显著区别,这也是辨别二者的重要特征,他很可能是以此为据——最后宣布,结果完全符合当初上报的数额。接到核查报告后,孙承宗下令把将领们集中起来,随即“三炮三爵”——这是一种比较隆重的仪式,即三次放礼炮的同时洒酒祭祀天地,通常用于庆贺重大利好消息。孙承宗在奏章中写道:

  “臣接平辽总兵毛文龙呈解屡获首虏,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当阵生擒虏贼四名,俱系真正鞑虏。差令中军官集将士于衙门外,三炮三爵。”
  孙承宗之所以仔细核对战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除了提振边疆官兵的士气,他还要向蒙古各部首领展示俘虏,以表明大明帝国的军民并非都是无能之辈,消灭努尔哈赤是有希望的。从他的叙述来看,似乎达到了预期效果:
  “臣时在宁远,适春赏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虏,经各赏夷部落,乃抵宁远。不独风示边人,抑亦见天下尚有杀贼之人,贼自有可灭之日!一时人心,殊觉感动。”
  与此同时,孙承宗宰相要把毛文龙树为“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的典型,为那些懦弱避战者做个好榜样,他称赞道:
  “因念文龙以孤剑临豺狼之穴,飘泊于风涛波浪之中,力能结属国,总离人,且屯且战,以屡挫枭贼,且其志欲从臣之请,牵其尾,捣其巢,世人巽懦观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独以为可擒也,真足以激发天下英雄之义胆,顿令缩项敛足者愧死无地矣。”
  收到奏章后,天启皇帝下令为毛文龙等人论功行赏,“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从史料来看,袁崇焕与毛文龙的第一次见面,似乎是相当愉快的,两人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而袁对毛的战果也相当满意并据实上报。
  另外,孙承宗的奏章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地名——宁远,即今天辽宁兴城市,它始建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位置十分重要,号称“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当时是明军最前沿的防御阵地。对于这座城市,明末在华的欧洲传教士宣称其守将正是毛文龙,他写道:
  “他深习兵法,有许多门大炮。他是从广东省沿岸荷兰沉船上获得大炮的。因中国皇帝宣布以宁远城代替辽阳为首府,皇帝还任命一名新总督,也是上任的巡抚,所以毛文龙把最好的炮设在这个城上。”
  但其实传教士们搞错了,当时辽东的法定省会仍是早已失陷的辽阳,宁远守将也并非鼎鼎大名的毛文龙,而正是他的死对头,当时仍默默无闻的宁前兵备道副使袁崇焕,在他的治理下,此地“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

  一切还要从孙承宗接管辽东战区说起。
  做为少有的明清双方都交口称赞的人物,明末辽东战场几乎所有重要名臣将领,如袁崇焕、毛文龙、孙元化、满桂、祖大寿等等,差不多都曾是孙承宗的学生或部下,并深受其影响,故而明人称赞他:“二十年名将,咸出高阳之门!”按,孙承宗是河北高阳人。
  清人编撰的《明史》甚至认为,大清取得天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运气好,如果不是老天保佑,纷乱的党争导致孙承宗莫名其妙地离职,否则结果还真的很难说呢:“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在为孙承宗单独列传的同时,《明史》作者还趁机借题发挥,认为自毁长城的大明朝已经烂到了根,要不灭亡那才真是奇迹:“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

  与大多数少年得志的官员不同,孙承宗直到四十二岁还在参加科举考试。为了糊口,他不得不以教书为生,由此练就了一副好嗓门,“与人言,声殷墙壁”。也许是心有所属的缘故,孙老师特意挑那些与蒙古接壤的北方地区“授经边郡”,他的业余时间经常花在和军人们聊天上,史载“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家庭教师孙承宗终于考中进士,获得了榜眼的好成绩,一起被录取的有同样大器晚成、比他还长一岁的徐光启。年已不惑的孙承宗饱经社会磨练,为人处事十分成熟,加之此人相貌威严,“貌奇伟,须髯戟张”,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在他所供事的翰林院里鹤立鸡群,因而很快引起各方关注,后来甚至宰相遇到疑难问题也找他来咨询,还曾主持过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会试。不幸的是枪打出头鸟,风头太劲的他卷入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党争,只是因为几位官员力保才没被贬出朝,但不得不离开翰林院,改任太子职官系统的闲职。

  天启即位后,郁郁不得志的孙承宗终于迎来转机,以左庶子(詹事府左春坊的长官,正五品。詹事府是明朝太子的教育辅导机构,左春坊则负责给太子讲解文章)的特殊身份,成为小皇帝的家庭教师。也许是早年对此职业驾轻就熟的缘故,经验丰富的孙承宗深得有教无类的真谛,几乎文盲的天启一听他讲课便心花怒放,经常不顾规矩执意要孙老师频繁出勤——“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

  史载小皇帝有许多位老师,这些人成分复杂,既有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袁可立(他是党首高攀龙的挚友),也有阉党中坚冯铨(他直接导致了熊廷弼的死亡)。而这些人中,与天启感情最好的无疑是孙承宗,史载前者甚至不直呼后者的名字,而代之以颇为尊敬的“吾师”。
  除皇帝外,做过会试考官的孙承宗还有许多真正的门生,比如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因如夫人柳如是而大名鼎鼎的钱谦益,以及曾任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最后讨伐农民军战死的傅宗龙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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