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9-23 11:29:06
　　《十八、坚城利器》
　　阉党搞的《东林点将录》中，孙承宗被编为“地短星出林龙邹渊”，显然被视为东林党人，不过他的排名并不靠前。从史书来看，孙承宗的政治倾向其实很不清晰，只能算东林外围人物，但一般认为，他即使不是真正的东林党，起码也是东林党的支持者，尤其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僚、朋友基本都在该党，弟子钱谦益后来还成了晚明东林党的最高首脑。
　　与自己的同年兼朋友徐光启类似，孙承宗对在华的欧洲传教士颇有好感，南京教案之后，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传教士们返回中国时才恢复了在北京的住所。而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回来，也与孙承宗有关，他支持中国早期基督教徒、后来被誉为“圣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的建议，以邀请军事技术专家为帝国铸炮的名义，为避居澳门的传教士们创造了返回内地的机会。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时任光禄寺少卿（相当于皇室食品管理局的副局长）的李之藻向皇帝提议引进欧洲新式火炮以对抗后金，并得到急需新式武器的兵部的赞同。于是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运作下，明廷终于组成一个官方代表团（一说此行原本是私自安排，只是后来徐光启等人搞到了皇帝的许可，才算转为正式），前往澳门进行考察，其中包括两位已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官员，他俩都是李之藻的学生。

　　考察团在澳门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因为葡萄牙人注意到，他们的使命第一次得到北京朝廷的认可。在澳门停留期间，那二位基督徒官员在一次庄严的主教弥撤中表现得非常崇敬、虔诚和投入，这也使他们的这一次出使显得更受瞩目。
　　经过实地考察，明朝官员们对欧式大炮印象深刻，最后决定引进一批火炮，以及指导操作这些火炮的一组葡萄牙熟练炮手。出于和主人搞好关系的目的，澳门当局极想满足明廷的要求，于是很爽快地一次性卖给中国三十门大炮（一说二十门），并答应派专业炮手去指导操作，不仅如此，他们还组建了一支包括上百名滑膛火枪手的队伍，去支援和训练明军。
　　不过，该计划遭到了朝廷中沈漼（时为内阁大学士）等反对基督教的高级官员之阻挠，葡萄牙炮队及火枪手被迫滞留澳门无法成行，直到不久后孙承宗接管兵部，这一计划才重新启动。在耶稣会传教士的组织下，这些枪炮及人员分两批进入中国内地，据考证最后有十门大炮抵达了辽东前线。
　　但其实，这些大炮并非葡人制造，而是来自一艘英国军舰，它在澳门海岸失事，船上的大炮被打捞上来，现在葡萄牙人把它们转手卖给明朝，中间大大赚了一笔（另一说，这些炮是从被澳门当局击沉的英荷舰船中缴获的）。后人研究认为，几年后宁远城头造成努尔哈赤受伤甚至死亡的那门大炮，应该就是它们之一，即，明人在葡萄牙人的训练下，用英国造大炮重创了女真人。
　　据说，神父们开始时对自己的新身份颇为不满，辩称他们只是意在传教的上帝仆人，并非什么军事专家，而深谙中华和稀泥传统的李之藻等人则劝道，不要把这个身份看得太重，它仅仅是个称呼而已，就像裁缝的缝衣针，只有缝衣时才有用，一旦缝好便不必在乎了。就这样，汤若望等人于公元1623年来到北京，开始指导明朝工匠铸造和使用西洋大炮，正是这些大炮（其中包括部分购自澳门的英式火炮）后来与孙承宗一起来到辽东战场，重创了后金军。

　　其实孙承宗早就有机会主政辽东。当年辽沈失守、袁应泰自杀后，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正担任少詹事（詹事府的副长官，正四品）的孙承宗早年生活在边疆，素以“知兵”著称。于是有人提出应罢免当时的兵部尚书代之以皇帝十分信任的孙先生，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赞成。
　　大臣们遂提议为孙承宗专门在兵部设一个侍郎职位，主抓东北战争。但是，正因为过于依赖这位老师了，天启竟然不同意他离开，内阁几次请求都被驳回，最后只能将孙承宗升为礼部右侍郎（教育－外交－祭祀－典礼部的第二副部长，正三品）并“协理詹事府”，专抓皇室教育。
　　直到公元1622年广宁失守，熊廷弼和王化贞被迫撤回关内，兵部尚书张鹤鸣怕得要死，于是以视察边防的名义躲了出去。眼见东北战局糜烂不堪，小皇帝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答应让自己的孙先生入阁，但头衔不再是侍郎，而是地位更高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几天后又让他“以阁臣掌部务”，即国家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明朝国防系统真正的一把手。
　　新任国防部长的第一份奏章，颇为出人意料，因为其内容并非如何恢复失地，而是针对帝国政界一项延续了上百年的传统——以文制武。他指出，现在帝国的兵力和粮饷都是一本糊涂账，朝廷用武将统兵，却用文官练兵；武将在前线冲杀，却要受文官的指挥；边防要靠武将，文官却在后面指手划脚：派经略、巡抚执掌边疆，但他们却没决策权，只能每天问朝廷是战是和，带来的问题极其严重，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
　　很显然，年近花甲的孙承宗对帝国军界理解颇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在此非常时期，必须选出一位有胆有识的最高将领执掌统帅权，他可以自行处置中下级官员。同时，请朝廷一定要信任此人，不要理睬文官叽叽喳喳的浅薄见识。再有，小胜小败都是兵家常事，千万别放在心上。关于具体的辽东战略，他写道，为今之计，只能先立足于防守，让敌人无隙可乘，然后再想办法恢复失地：
　　“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
　　随后，孙承宗又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招安蒙古各部共同抗金，抚恤辽东流离失所的难民，精简驻京部队，于永平（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增设总兵，修缮蓟镇（山海关到居庸关之间的明军防区，包括今京津冀等多地，原本针对北方的蒙古人）长城防线，在北京东部地区开荒屯田等等，他的皇帝学生对此统统采纳。
　　提出这些建议时，正准备在中央大展拳脚的孙承宗肯定想不到，后来到边疆执掌统帅权的那位最高将领，竟然就是他本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