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9-24 17:24:37
　　《十八、坚城利器》（中）
　　接管兵部后，孙承宗雷厉风行地查办了几项群众反应强烈的大案要案，辽东两位封疆大吏——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首先被罢官审讯；而四川事变（彝人酋长奢崇明趁被明廷征调援助辽东的机会起兵造反，一度围困成都，后被秦良玉等人镇压）的几个始作俑者，包括率先建议征调奢崇明的一名御史和一名给事中，也很快被逮捕。
　　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副使梁之垣、蓟州兵备道邵可立等不作为官员，都被行政警告。这几位颇有贤名并非什么坏人，比如方震孺是铁杆东林党人，名列阉党《东林点将录》中“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还是当时知名书画家，明亡后又在南方积极组织抗清；梁之垣是出色的外交官，曾多次出面办理与朝鲜李朝当局的交涉；邵可立则是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死后获康熙皇帝专门表彰。

　　史载在这位宰相防长严厉的目光下，各主要责任人纷纷获罪，将军们则惴惴不安，生怕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与此同时，孙承宗自然也给他本人招来一片怨恨——“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朝右”者，朝班之右也，按照中华帝国古老的典章制度，朝班右列按惯例是武官们的位置。
　　钱谦益曾这样赞誉自己的老师说，先生从不交结权贵，也从来不参加交际宴会，人格厚重而谨慎，性情淡泊而无欲，既不屑于巴结谄媚，对安逸的生活和沽名钓誉也视若浮云。先生经常举荐贤能，但却从来不拉帮结派，而那些小人都躲着他走，从来不敢经过他的门口，但当后来先生贬官及战死以后，他们却都以庄重的态度，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的慰问。
　　从史书来看，这位品格高尚的官员在心理上却很孤独，他的朋友大多基于同年进士或工作关系，特别亲密的极少，与其说他是东林党人，不如说相比阉党等其他派别，孙承宗与自命清高的东林党更合得来罢了。对帝国弊端洞若观火的他习惯了对事不对人，无论东林党还是阉党，统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东林党的王化贞、方震孺，楚党的熊廷弼，皆为范例。显而易见，在那个党同伐异盛行的年代，这样一位不讲情面又不仔细站队的技术官僚，自然被政治官僚共同排斥，因而只能注定孤独。

　　如果没有天启这个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眷顾，孙承宗很可能无法出头。但即使在皇帝学生面前，孙老师也从不奴颜婢膝。钱谦益回忆说，先生对小皇帝既谆谆教导耐心无比，同时对天子的不恰当行为，也毫不姑息纵容。
　　由于自幼没受过多少教育，天启基本是个文盲，开始时连“九族”是什么都不晓得，而且常常出口成“脏”，错别字连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先生便停下课程，坚决而又耐心地加以纠正，直到学生认识错误为止。先生还十分注重教学方式，常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人物画像和民间故事为切入点，循序渐进地让小皇帝明白大道理。正因为如此，天启对先生又敬又怕，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言行，生怕再出错遭到批评。

　　与以往帝国重臣们具有显著区别的是，孙承宗极其重视火器，史载他曾抛下拖沓累赘的大袖官袍，穿着短小精干的工作装，身体力行带着传教士到明军中传授火炮使用技术。每到军队发奖金的时候，他还专门把奖励标准向枪炮手倾斜，以突出后者的地位。正是在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短短三个月之内，神父们就训练出八千名枪炮手，其中许多人在日后的明清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兵部侍郎王在晋已取代熊廷弼成为新的经略，但他的地位很尴尬，除了辽东领土基本上已经丧失之外，还因为该战区实行双重领导，即同时归辽东经略和蓟辽总督管辖。按惯例，经略的级别通常高于总督，但无巧不巧，当时的蓟辽总督却是王在晋的老上级，前兵部尚书王象乾，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王象乾多年负责蒙古防务，军事经验丰富，与蒙古人的关系也不错，但后世认为此人才略不足而且胆小怕事，当初广宁失守后，数十万百姓逃向山海关避难，王象乾生怕担责任，遂闭门不纳，史载关外一片凄惨景象，“哭声震山谷”，直到几天后熊廷弼到来，王象乾才打开关门。他对蒙古各部也是一味送礼妥协，只希望一熬过任期就赶紧告老还乡，“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

　　刚上任时王在晋颇想有所作为，他与王象乾商量，打算联合蒙古人偷袭广宁，一举收复这座辽东大城。但总督听了后却反应强烈：“即使拿下广宁，咱们也守不住，到那时罪过就大了。倒不如在关外多建防御阵地，只要山海关在，北京就没有危险。”
　　潜台词是，北京没事，咱们也就没事。王在晋深以为然，于是上奏朝廷，要求在关外往东一个叫八里铺的地方“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顾名思义，该地据山海关只有数里，两者几乎挨着。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那将意味着明帝国从此放弃了关外全部领土，来换取山海关的固若金汤。可以想像，该计划一经提出便立即遭到许多辽东官员的反对，而言辞最激烈的正是王在晋一向欣赏和用心栽培的袁崇焕。
　　按照《明史》的说法，虽然颇得经略大人青睐，但“以边才自许”的袁崇焕却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目光短浅的政治官僚，时不时便顶撞领导，“然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这一回，他又与王在晋吵了起来，最后见争辩无效，袁崇焕一气之下，竟然不顾帝国组织制度惯例，越级直接给首相叶向高打了个报告。
　　后人研究认为，袁崇焕等人反对王在晋的计划，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大局因素。以个人来看，这些官员都任职于辽东，比如袁崇焕的职务便是宁前兵备佥事，即使有的人实际管辖权已经丧失但起码官衔是因辽东而设，一旦全盘放弃关外土地，他们便统统要下岗再就业了，因而从自身前程的角度，他们必须反对这个保守的计划。①
　　而以大局来看，他们的反对也很有道理。固守山海关不思进取，辽东将从此丧失，既对不起阵亡的将士，更对不起列祖列宗。广宁到山海关有近五百里国土，差不多相当于今天辽西地区的锦州、葫芦岛两市所辖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此外，在关外建立起有广大战略纵深和层次的防御机制，总比坐守孤城来得好，哪怕这孤城凭借着山海之险。②
　　前面我们说过，熊廷弼等人仓惶撤退后，努尔哈赤并没有逼近到山海关下，除了这位后金汗王生性多疑不敢追击一向忌惮的熊蛮子外，还因为明军走时几乎焚毁了所有房屋和物资，广宁至山海关之间遂成无人的焦土，最后被蒙古哈喇慎部趁机占据。而在朝中有识之士的运作下，皇帝特地拨下二十万两白银的专款，用于向蒙古人赎买失地，现在该计划正在逐步实施并颇有成效，比如蒙古人已从宁远等地退出，此时一旦固守山海关，岂不前功尽弃？

　　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首相叶向高也不知谁对谁错，不过一向谨慎的他认为不能妄下判断，应当派个大臣去现场瞧瞧再决定。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在了主管帝国防务的兵部尚书孙承宗身上，皇帝宣布给老师加太子太保头衔，并赐蟒玉银币，代表自己前往关外视察。
　　【待续】